老板求助民间借贷的温州式无奈

嫦娥一号

2011年10月14日 10:53东方早报  
　　在通胀背景下，银行开始收紧银根，过度扩张的温州老板们开始从“4万亿”的美梦中惊醒，民间借贷已成不少温州老板不得不涉足的江湖。
　　外界也普遍将此类民间高利贷款，视作压倒温州老板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直言，温州老板“绝不是被民间借贷压垮的”，“有哪一单是被逼着借的？都是自愿的——不借马上死，借了慢慢死。”
　　“4万亿”的诱惑
　　“眼镜大王”、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福林一定清楚，进军新能源产业所需资金庞大。然而，“幸运”的是，他碰上了“好时候”。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中国政府实行一系列激进的财政刺激与宽松货币政策，其中包括著名的“4万亿”财政投资。
　　“那时候，银行追着企业贷款。”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只要企业有好项目、有抵押，马上就能贷到钱，很多跑路老板从那时开始大范围扩展业务，包括胡福林。知情人士透露，目前信泰集团欠银行贷款约7亿多元。
　　越来越多的企业禁不住诱惑。早报记者获得的一份急需资产重组的鞋企资料显示，这家成立于2007年的企业注册资本500万元，年产值2000万元，银行贷款却高达8000万元。“也就是说，如果贷款全部用于实业，光卖鞋子就得卖4年，你说可能不可能？”当地人士说。
　　银行的众星捧月放大了老板的欲望，甚至使其心理膨胀。知情人士向早报记者透露，为处理一家遭遇债务危机企业的近亿元银行债务，当地金融办、人行、法院都曾出面协调。但由于该企业为存款大户，平日各家银行争相追捧，甚至不惜代价高息揽存，企业主非常自负，不愿配合，偏执地认为银行贷款可以拖欠不还，担保人应为被担保企业垫款，以致召开多次协调会都没结果。
　　今年4月，温州龙湾区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失踪，欠下巨额贷款。浙江银监局、温州银监分局的联合调查披露，黄受国际赌博集团引诱，参与大额赌博，欠下巨额赌资后外逃。
　　“都是银行在捣乱”
　　“蜜月”并未维持多久。2010年后，通胀之虎出笼，货币政策转向紧缩。
　　对温州中小企业而言，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可谓“步步惊心”。据市经信委调查，1-7月监测的855家重点企业中，认为当前资金面很紧、偏紧的占76.7%，比上半年提高28个百分点。监测企业资金缺口平均为16%，比上半年扩大2.2个百分点。从企业资金需求用途看，流动资金需求最为主要。
　　银根紧缩使各大银行在贷款管理上“急刹车”，开始抽资、不续贷或提高利率。据市金融办统计，今年8月，当地小企业贷款比上月减少373亿元，融资状况趋紧。
　　当地人士介绍，为回收贷款，一些银行甚至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连哄带骗”，答应“还后续贷”，“连协议都签订了，等贷款收走后，却告诉你现在没规模，要等一等。”
　　胡福林说，真正将其挡牢的资金“只有几千万，是银行马上到期要还的，而且续贷要审批，就周转不过来了”。周德文向早报记者透露，今年以来，胡被银行抽资多次。孙福财说，他要续贷的数千万元银行资金出现反常，过了1个月还放不下来；而另一头，数千万民间借贷无法归还，利息越滚越高，逼债人越来越多，以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我的资金链彻底断裂，人也被债务逼傻了，被逼得出走。”
　　最惨烈的是从22楼跃下的正得利鞋业董事长沈奎正。银行方面披露的信息显示，近年来，沈通过企业厂房、个人房产抵押和其他企业互保等方式，在多家银行融资2亿多元。贷款即将到期时，转借民间高利贷搭桥，但在偿还银行贷款后并未获得期望的续贷。周德文透露，加上被人跟踪追债、遭遇恐吓，沈精神几近崩溃，“最终，当着两个追债人的面，跳楼自杀。”
　　“都是银行在捣乱。”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直言不讳地说。
　　转向民间
　　银行借贷无门之下，温州老板们被迫转向民间借贷——这个脱胎于利率双轨制、以高利息维系的江湖。
　　几乎每个跑路老板身后都有一笔说不清道不明、却数额庞大的民间高利贷。
　　对“欠债20亿，其中民间高利贷12亿，月息超过2000万元”的传言，胡福林称，“自己也在算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估计是把集团总部加下属企业，控股的、参股的、关联的、担保的企业这部分贷款统统加起来，我自己没算过”。沈奎正欠债4.3亿元，其中民间借贷2.3亿；其他跑路老板的民间欠债大多在1亿元左右。
　　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史上，民间借贷曾立下汗马功劳。一直以来，在正规金融体系的语境中，民间借贷与银行信贷呈“你进我退”、“此消彼长”之势，前者仅是后者的“补充”。
　　但在银根缩紧后，事情发生微妙变化。温州银监分局的资料坦承，民间借贷成为当前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据瓯海区对105家中小企业的抽样调查，企业初始资金来源中，有15家完全靠自有资金，占14.3%；其余90家均有通过民间借贷筹措资本，其中32家的初始创业资金没有银行贷款，完全通过民间借贷获得资金，占30.5%。
　　企业对资金的巨大需求拉高了民间借贷利率。温州银监分局介绍，今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持续上扬， 8月年息首次突破25%，比年初提高2.08个百分点，9月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再次升到25.44%，处阶段性高位。
　　不过，官方数据显然趋于保守，据早报记者调查，在温州民间，5分(年息60%)遍地可见，最高在1角(年息120%)以上。
　　“制造业利润普遍在3%~5%，这么高的利息，企业根本受不了。”温州打火机协会会长、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说。
　　“如果民间借贷只占企业总资产的10%，实际上对企业运作影响不大。倘若是大额、长期、超出小范围的民间借贷，这就危险了。”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说。
　　温州市经信委的调查显示，1-7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利息支出40.4亿元，同比增长47.8%，增幅提高24.1个百分点。
　　6月失踪的浙江天石电子公司老板叶建乐即是典型。在资金难以周转的情况下，叶先利用高息资金垫资还贷，继而长期依赖这种高息资金，金额不断加大，利息负担日益加重，同时，其投入股市的资金出现亏损，导致资金链断裂。
　　不借马上死，
　　借了慢慢死

　　尽管如此，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坚持认为，跑路老板“绝不是被民间借贷压垮的”，“有哪一单是被逼着借的？都是自愿的——不借马上死，借了慢慢死。”
　　马津龙也认为，“问题不在于人们所说的这些无法满足资金需求的企业求助于‘高利贷’是否饮鸩止渴，而在于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出路。”
　　在多元化投资尚难见收益的背景下，一些企业确实在找“出路”。受高息诱惑，中小企业主也加入放贷阵营，与普通百姓、地下钱庄，甚至政府官员、正规担保公司、银行一道，“全民狂欢”，将高利借贷链越拉越长。温州银监分局的调查显示，该市民间借贷规模约1100亿元，初步估计，来自当地企业等经济实体的资金占30%，来自居民的20%，来自全国、世界各地的分别占20%。
　　甚至银行贷款也借机进入高利贷市场。温州市金融办官员承认，由于利率双轨和商业银行对部分信贷资金的流向存在监管缺失，部分信贷资金没有直接进入经济实体，而通过中介机构流入民间借贷市场。
　　在温州跑路老板案例中，因上述“出路”而导致民间借贷链条断裂、玩火烧身的不在少数。
　　7月底失踪的温州巨邦鞋业有限公司老板王和霞，已证实以担保公司名义从事高利贷业务。据龙湾区鞋业行业协会《内部通报》称，王“失踪”的原因是“涉足1家非法担保公司”，因担保公司“倒闭”受牵累。携款上亿元潜逃的龙湾区百乐家电老板娘郑珠菊，通过在民间收购银行承兑汇票融资，从银行贴现后，资金流入其开设的担保公司进行放贷，案发后查获银行承兑汇票1亿元左右。
　　“很多温州老板只是把自己的企业作为融资平台。”周德文说，尽管实体产业对企业利润的贡献很少，但为保证资本运营，许多企业必须靠这张“壳”来获得银行资信和信贷，做账、税务方面也有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