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与梦想》—万科董事长王石自传

阿斯兰

序章


2004年7月，位于南半球的澳洲恰是冬季。
7月25日，我和攀登科修斯科峰的队友们抵达科修斯科峰山脚下，计划翌日攀登大洋州制高点、2228米的科修斯科峰。攀登路线比较简单，我们只需要乘滑雪场缆车升到海拔1800米高度，预计两个小时可抵达顶峰。
气象预报表明：明天有暴风雪，山顶温度在零下10～15度。聘请的向导解释说：冬天攀登科峰的人就很少，有风雪天攀登者迷失方向而遇难的记录，在暴风雪的天气来临时，登山者最好等待……
等待还是攀登？
在8人组成的登山团队中，万科集团的三位同事和《凤凰周刊》总编辑有多次高海拔攀登雪山的经历，然而全忠夫妇和深圳电视台的两位记者却是第一次攀登雪山。
关键点在全忠。六年前，全忠时任《万科》周刊总编，体重负担较重的他曾陪同我攀登峨眉山。在催逼加鼓励下，他一路上气喘吁吁、颤颤悠悠跟着攀登。然而，最后10里的路程还是被揽活儿的轿夫请上了滑杆。自这以后，只要提到登山，他就会面颊发绿、脑袋摇得象拨浪鼓。大概受到我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激励，在我准备攀登七大洲最后一座山峰时，已经独立创业的全忠提出一起前往。到了山脚下，队员们无论新老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唯有全忠夫妇一脸沉默。
“不舒服？”
全忠扭捏着表示：“天气这么恶劣，就不打算登顶了。”
“那怎么行？”
此时，全忠才交了底牌：只是前来助兴，就没有准备登顶。
“不能说放弃就放弃呀。”
有预谋的全忠回答：“没携带攀登雪山装具。”
“嘿嘿”，老王乐了：“在这里什么样的登山装具都可以租到。”
封杀了全忠的借口，决定八个人在风雪中一起冲击顶峰。
翌日，阴云密布，雪花飞舞。呼啸旋转的风掀起积雪，搅得天昏地暗，能见度只有十几米。队员们套上雪掌（为减轻身体对雪层的压力的装置，俗称“熊掌”），步履艰难、躬身行进，脸颊被硬雪粒抽打得由疼痛到麻木。没多久，全忠就拉在队伍的后面消失了踪影。
走在前面的队员每行走大概十五分钟，就要停下来等待拉下的队员跟上再行进。登山是项带有危险的极限运动。正是这种危险，才能激发人的潜能而实现超越自我。对于初等雪山者来说，面对弥漫的风雪，加之无法跟上队伍，很容易因为疲劳而产生孤立和恐惧的情绪，从而放弃继续攀登。在这样的情况下，队友的关照和鼓励至关重要。回想六年前的峨眉山，如果我行走的速度放慢些，做些更多的鼓励，使全忠能够成功登顶，现在，他恐怕已是位登山好手了。
耐心等待了一会儿。我看见两个晃动的身影，前面是浑身包裹严实的全忠，后面跟着押尾的澳大利亚高山向导。
“怎么样，还行吧？”
“啊、啊，还行。”
“好样的，有潜力！”
“嗨嗨，甭夸奖了，顶峰还有多远？”
“还有二十分钟。”
“呵呵，甭拿俺开涮了。”
已经行走了两个小时。
登顶科峰的传统路线比较平缓，不需要打保护绳，即使冲击顶峰的路段似乎也没有什么危险。向导却提醒这支中国来的队伍，我们正在行走在山脊的雪檐路段，脚下是悬空的，如果不小心踏破雪檐，就会跌落滑堕。
此时，走在前面的向导没走几步就停下来，透出大比例地图和指南针，勘测路线，以防误入危险境地。能见度太低了，老练的向导也不得不凭借地图进行指引……踏着厚实的积雪往上，往上。风呼啸着，能见度越来越低，队员的冲锋衣裹上了一层硬邦邦的冰壳，个个都变成了银武士。
12点10分，先头队员登顶，队员陆续抵达。只剩下全忠。
一刻钟后，缓慢晃动的身影出现。先期抵达的全太太撒着嗓子高喊：“全忠，我们登顶了，登顶了！”
声音有些呜咽，但你可以感觉到经历痛苦磨难之后的满足和欢乐……笑声，如释重负般的由衷笑声，在峰顶飘荡。
对我来说，攀登2,229米的科峰，风雪弥漫只是平添了些戏剧色彩，但对初级雪山者来说，尤其象全忠那样对登山已经产生畏惧的人而言，在恶劣气候下攀登科峰却是一次对身心极限的挑战。假如没有激励、全忠夫妇已在山脚下放弃这次登顶活动；假如没有队友的鼓励、协助，他们夫妇也不可能登上顶峰。
登山活动是项最讲团队协作的极限运动。一个初学登山者的攀登能力和心理承受力是极其有限的，但在队友的帮助下实现了似乎不可能的攀登，突破了自我极限。团队精神不仅实现新老队员一起登顶的愿望，还灌注了相互体谅、友谊关爱和谦虚奉献。这些才是登山活动的意义所在。
就这样，结束了我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历程。正是登山，告诉我该如何珍惜生命，如何担负起生命的责任，而这历程，却开始于少年时代爬上的那座小山……
第一章 红与黑 1983--1987

野性的精神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从军队转业后在郑州铁路局工作。母亲是位受过良好教育的锡伯族妇女。锡伯族在历史上是一个游牧民族，能征善战，曾为保护西北边疆立下赫赫战功。某种意义上，我身上也延续了这种野性的精神和对生命的强烈热爱。
登山，从童年就开始了。小学一年级，我还在北京上学。一次春游，同学们一起去郊区爬山。班级里组织了三个小分队，看哪个小分队先爬上去。我在其中一个小分队拿旗，结果，是我第一个将旗插到了山头上。这是我在户外活动中获得的第一个荣誉，渐渐的，我开始热爱上了登山。
那时，我几乎每个假期都要带着弟弟妹妹回位于辽宁山区的外婆家。那时候，从郑州到外婆家需要在两个地方转车，一次需要在北京，一次需要在辽宁的锦州，下车后还需要走8里的山路。这么长的路程，对于很多孩子而言，似乎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我8岁那年，就开始带着弟弟妹妹独自完成这样长的旅途。
孩童时期是好胜的，即使在外婆家，我也往往要露一手。和山里的孩子们一起偷瓜的经历是难忘的。一次偷瓜的时候，看瓜地的老人睡觉醒了，所有的孩子都被吓跑了，可我就“猫”在瓜地里，等老人过来看的时候，我一动也没有动。老人没有发现我的存在，又返身回去睡着了。结果，我就等他睡着后，把衣服脱下来，扎了一个口袋，结结实实背了整整一口袋香瓜回去。这一次，我在当地的孩子们心中成了英雄。
学生时代的我，并不是一个守纪律的孩子。除了数学成绩异常优秀外，我几乎是个经常逃学和闯祸的孩子。初中没有毕业，文革就爆发了，我被父母送到了军队，在新疆某汽车部队服役。
1968年3月份，我正式到部队报到。短短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便开始担任某班班长。除了日常的军事训练之外，日常还有很多诸如在农场割麦子之类的农活。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农活，我也不愿意落后在别人后面。部队以农民兵为主，农民兵手脚麻利，弯着腰“嚓嚓嚓”的一路收过去，而我弯了一会腰就疼的直不起来。但我就是跪着割也要坚持，咬着牙不落后在别人后面。
然而，在一次部队的野外训练中，我这种在当时被认为是特立独行的性格造成了同部队有关领导的紧张关系。
训练过程中，附近有座山很陡，很值得一爬。结果，在没和任何人沟通的情况下，我就开着车来到山脚，开始向上攀爬。本来以为天黑时候可以下山。但是，没等我爬上山顶，天已经黑了，我又没有带手电筒，只好在山上呆了一夜。可是，整个连队却因为我的消失整夜没睡，一直在找我。
第二天蒙蒙亮，我下了山，但连长已经怒冲心头。
不久后，我选择了尽快退伍。
做为汽车兵，我在5年的行伍经历后完全可以去做一名司机。这在当时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但我选择了去工厂做一名维修工人。在我看来，做一名维修工人很可能获得做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进修的机会，而做为司机而言，职业道路则已经确定了。
从那时起，我白天工作，晚上在家中自学。一年后，我如愿进入了兰州铁路学院，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也正在那个时候，除了学的给排水专业外，我自学了英语和政治经济学。大学毕业时，我已经可以阅读英文原版书籍了。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做技术员。1981年，我又进入了广州外贸局工作。那时的广东，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热土。但计划时期的意识形态和企业文化并不提倡自我实现和自我追求。我满怀热情的投入工作中不久，问题又出现了。
由于工作性质，我们要接触大量外商。由我负责接待，然而，在一次局长、处长、科长都在场的情况下，我的注意力仅仅在外商身上，在我看来，只要外商感到满意，气氛活跃，就对于达成合作有帮助。然而饭后，科长提醒我，“你怎么把局长的风头都抢去了……”
我开始学着唯唯诺诺，模棱两可。百分之九十的精力被我用于业余生活，然而这样过了一年，领导却觉得我发生了很好的变化，“这样的人不培养，培养什么人呢？”这种反差让我感到巨大的讽刺。
中学时代读过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正是这本书和其他几本书一起，促成了我成长时期价值观的形成。大卫是个孤儿，他在幼年时遭受的磨难和欺辱，还有他**后不屈不挠的奋斗，都表现出了一个受压迫的小人物追求幸福和平等的痛苦历程。他真诚直率的品性，坚忍不拔、积极向上的精神，以及对人的友爱之心都深深的打动我，而小说讲述的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对人的尊严的赞美，还有对人类自由幸福理想的追求都在我年轻的心里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在这样的时候，这本书再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我再一次想到了离开，想到了深圳。如果有机会可以创办一个企业，这个企业一定要尊重员工的个人选择和愿望，不让他们当“十年媳妇”才“熬成婆”。
我已经33岁，当过兵，做过工人，在政府机关工作了3年，丰富的阅历给我的就是自信。我相信，自己将在深圳找到梦想。



鸿鹄之志

1983年5月，我从广东省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离开，以借调的形式来到深圳，加入当时深圳最大的国有企业——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下属的贸易部。
80年代初的深圳，如同一个大工地，举目四望，到处是黄颜色的泥头车。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深圳很多地区都在实施改造，而深圳做为丘陵地带，并没有如唇齿相依的香港一样，依山势而建，以便更好的保留地貌。而是依照当时的国内的规划观念，能推就推，能平就平。修路、平整土地、建造工业厂房、修建办公用楼……烟尘滚滚的施工现场随处可见。
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前身是深圳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80年代初改制成公司，上缴利润一度占整个深圳特区的三分之一，并曾掌管深圳市政府审批进口的2号章。孙凯峰时任总经理。
当时，整个公司在一处看上去很简陋的楼中办公，全部办公面积仅有三，四百平方米。我和一个叫张希普的同事先后在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报道，他比我大概先到3天，但身份完全不同。张希普是转业军人，属于体制下的正常分配。而我的关系仍在广州，属于主管部门硬加进来的借调人员，不属于公司正规编制，甚至连个办公桌都没有，更不用说有工资的发放。
不过，尽管不属于公司正规编制，特发也不会在我的业务中投入一分钱，但我仍然可以借用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贸易部的牌子。如果有了自己发展的业务，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贸易部就成了我的后盾。利润由广州外经委和特发各占一半。
闯特区，一家小型线路板加工厂租用的职工宿舍楼中一处两房一厅成了我最初的落脚点。自己开发业务，也总要聘用帮手。恰好这家小型加工厂，就在这处宿舍楼的楼下，有差不多30到40个工人。我举目无亲，更不知道可以到哪里聘人，就直接来到加工厂，希望加工厂的老板可以给我介绍一个帮手。一个小老板看了看我，就随手指了指一个干活的工人，问，“这个人行不行？”
我说，“行！”就这样，邓奕权成为我聘请的第一位员工，到现在，他还依旧在万科工作。在万科20周年司庆上，他同张笑美等其他7名同事一起，接过了他为万科工作20年而获得的一个小小礼物。
台湾折叠伞、日本味精是当时的抢手货，许多人都在做这些生意，去找批文，换外汇，只要弄上3000打折叠伞或半吨味精的批文，倒手赚几万元钱没有问题。但我没有跟风，大学上工科期间个人自学了3年政治经济学，1977年毕业后也没派上用场，就丢掉一边，没想到，在深圳用上了。可以说，政治经济学是下海经商前进行的市场经济思维方式的训练，只是自己没意识到。大家都这样做，用不了多久，市场上肯定会供大于求。
无巧不成书，当我在深圳寻找新的机会时，就在去蛇口的拐弯丁字路边，我看到几个高大的金属罐，询问了一些人，得知是饲料厂的玉米储藏仓。
“玉米？广东不生产玉米啊，这些玉米哪来的？“
“从香港。”
“香港也不产玉米啊？”
再问，得知这些玉米来自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
“为什么厂家不直接从东北采购？”我带着疑问找到工厂。其中一家是正大集团同美国大陆谷物公司合资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家饲料厂正大康地，年产量30万吨，而饲料70%的成分就是玉米，平均每个月的需求量在1.7万吨左右。这一开始就是大生意！厂家也想从东北直接购买，以降低原料成本，只是解决不了运输工具的问题。
“我解决运输工具，铁路、海运都没问题，组织来的玉米你们要吗？”
“要！马上就可以签合同！”
其实，我并不清楚东北到深圳的运输情况，只是在这样的生意机会驱动下，干脆硬着头皮往前闯。1983年上半年，中国北方港口还没有开通至蛇口的航线，通过内地运输，就需要从北方的港口将玉米运输到广州，再通过火车从广州运输到深圳。但是，我联系到刚开港的深圳赤湾港，解决了万吨船的停靠问题，接着在广州海运局租到了万吨船。玉米生意就这样开始了。
万事开头难，创业伊始，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邓奕权主要负责报关、四处跑跑业务。后来陆陆续续就增加到3、4个人，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也成立了饲料组，买了一辆1.5吨的卡车。我是组长，邓奕权是饲料组的第一个组员，后来又有一些周边地区和外来省市的人加入，陆陆续续增加到7、8个人。财务由深圳特区发展公司贸易部来负责，日常帐务由我们自己负责。同时还租用了批发用的一个门市，用于同客人交流，洽谈业务。
那时的我，在财务面前完全是个门外汉，通过自学，才了解到什么是资产负债表，什么是财务平衡。只有边学边记。由于同我一起工作的员工有一些来自于农村，文化水平比较低，为了更好的推动业务进展，我就在白天工作，吃完晚饭后给他们上文化课，主要是教代数和语文。给他们上完课后，我就自己在灯下自学财务方面的课程。
经理、推销员、货场搬运、鸡饲料推销、司机……我一人多职，忙得不可开交。有一次，有朋友来找我出去处理一项业务。我问他吃饭没有，他说吃过了，问我要不要出去吃一点，我只是说了句“简单”，撕开一袋方便面，干吃了。那时候，用一块面包做为一次午餐在我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在火车站的货场，我带着临时从河源召集来的农民工卸一包150斤重的玉米包，有时候，自己仗着年轻也一起抗。抗大包休息的时候，有民工问我，“你一个城里人，随便做什么都成，不用和我们一起抗麻袋啊。”
我没吱声，只是心里想，“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一次没有成功的行贿

第一次生意是以当时外贸的通常做法开始的。收玉米的时候我先收玉米再付款，但我卖玉米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当时，我同邓奕权一起去推销，成功推销出数十吨玉米给深圳养鸡公司，也就是后来改制上市的康达尔公司。整整一车皮30吨玉米交货后，我向养鸡公司收钱，对方经理说，“给发票啊？”
发票是什么？我在对外经贸部时，对合同、开信用证的相关常识还比较熟悉，可如何收钱、如何结算我一点都不清楚。我懵懵懂懂，但又不好意思问，就猜想可能是收据一类的凭证。回到深圳特区发展公司，我找到财务，要求开个证明，会计是一位刚从暨南大学财会大专班毕业分配到深圳特区发展公司的女生，叫张敏，也就是二十一、二岁的样子，人很单薄。
“开什么证明？”她很疑惑的看着我。
“你就写，‘卖了三十吨玉米给深圳养鸡公司，每吨人民币1100元，共计三万三千元，特此证明。’就行啦”
“从来没有开过这种证明啊？”
“你就开吧，客户要求的。”
她很疑惑的给我开了证明，盖了财务章。 我骑着自行车到了养鸡公司，把证明递过去，“给。发票。”
对方袁经理乐了，把我领到财务室，拿起一本发票指给我看，“呐，发票上有国家税务专用章。这是专门印制的，证明不能做为发票。你回去告诉财务要发票，她就清楚了。”
我就又骑车返回公司，对张敏说，“他们要发票。”
张敏笑了，“早开好了，我还纳闷怎么收钱不拿发票？”
我拿着开好的发票，专门买了两个编织袋，又返回到深圳养鸡公司，心想：人民币最大的面值十元，三万三千元恐怕就要装满两个编织袋，带着这么多钱，万一被打劫怎么办？ 发票送到养鸡公司，袁经理给了我一式二联的银行转帐单。
“这是钱？”
袁经理又乐了，“小王啊，把这两张单交给财务，这其中一联是给银行，一联是让你带回去的。他们清楚。”
我半信半疑地带着两个空的编织袋再一次回到公司，将转账单交给张敏，“这就是钱吗？”
“一张做会计凭证，另一张交给银行划拨，三万三千元就从养鸡公司划到我们公司账上了。如果银行弹票，就说明养鸡公司银行账号上没有钱。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这位女大学生，后来成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总监，一直工作到1990年。
玉米销量的大小关键在运输的能力。我需要通过铁路组织运输到广州的玉米转运到深圳，也需要组织饲料厂的成品饲料向特区以外发运。一次一两个车皮所运输来的玉米，往往卖给一些小公司。发运的数量取决于能从铁路货运部门申请到多少个计划外车皮，而指标，是很难申请到的。
打听了几次，我了解到深圳北站铁路货运主任的住处，就交代一个小伙计买两条当时卖100元一条的三五香烟送去。
两个小时后，小伙计提着香烟回来了，“主任不收。”
“真没用，哪有香烟送不出去的！让你赚钱不会，花钱也不会。”我骑着自行车自己送烟上门。以前没有打过交道，我一见到主任，就怪不自然地将两条烟放到桌子上。毕竟，为了在商业上获得某种额外的好处给对方送礼，我这是第一次。
“要车皮的吧？”干练的货运主任单刀直入。
我扭捏起来，不好说是也不好说不是。太突兀了，说不是，那我来干嘛？说是，这也太像……做交易了。
“呐，烟你拿回去，明天你来，或让小伙计来，直接去我办公室找我。你不是要两个车皮吗？就是十个也批给你。”
我一下子愣住了。
“我早注意到你了，在货场，我经常看到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年轻人同民工一起卸玉米，干得很起劲儿，不像是因为犯错误的而进行的惩罚性质的劳动，你的兴致也特高。我觉得你看上去是个想干事的人，就想帮帮你。还没有等我找你，你找上门来了。我能做的就是批准申请的计划外车皮，你知道一个计划外车皮的行情吗？”
主任笑嘻嘻的伸出两个手指头，“你那两条烟只是行情的十分之一。”
之后，我和这位货运主任成了朋友。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个道理：人的需求是两个层面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者可以用金钱和物质来满足，后者则不然。人与人的关系也有两种，一种是赤裸裸的物质关系，另一种是尊重和荣誉。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也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买不来尊重和荣誉的。而货运主任对我所诉求的正是后者。
我开始企图通过物质手段和货运主任拉关系，但对方却在同你的交往中获得精神需求。他有物质需求，但是从工作中获得，而不是从王石这里索取。他的精神需求是：你王石是干事的，我从支持你的行为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感。既然你是在做令人赏识的事情或事业，你为什么还要通过不合法的手段获取商业上的方便呢？
而且，正是自己的行为，才决定了社会对你的评价。同样，经营企业如同做人，只要管理者明确了企业的道德标准并形成制度，不对社会上行贿，依法办事，照样可以成就企业的发展。尽管，像亚洲东南亚一些国家，贿赂已经成为社会的隐性规则，企业不行贿很难生存，你做生意坚持不行贿就会有问题。但我相信国家的改革，社会环境不会走东南亚的模式。

第一桶金
就这样，我一直没日没夜的忙着，我在深圳已经小有名气了，被很多人称为是饲料大王。在这样的情况下，深圳特区发展公司贸易部将之前成立的饲料组改组为饲料科，我成为饲料科的第一位科长。然而，自己在深圳赚的第一桶金，却是大落大起。
1983年，香港媒体的一篇报道中说鸡饲料中发现致癌物质。一夜间，香港人不再吃鸡。这下子，深圳的饲料厂也停产了，我进的几千吨玉米全部留在手里，无法出货，火车站的货场上也全都是王石的玉米。
随着时间过去，加上深圳的潮湿天气，玉米很快开始腐烂变质。为了减少损失，我和民工一起把装玉米的粗麻袋一袋袋拎起来撕开，将玉米抖出来，再摊开晾晒，坏的挑拣出去，好的再重新装在麻袋里。有时候干着干着，突然发现，自己手指头已经是血淋淋的，却没有感到一丝疼痛，我的注意力全在玉米上。白天晾晒玉米，下午就和同事们开着卡车，在方圆半径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区像篦篦子一样推销玉米，连生产大队也没有放过。想尽了办法，结果还是赔了一百多万元，甚至赔上了一部分过去赚到的钱。
在这时，我做了一个有些冒险意味的判断，尽管媒体有这样的报导，但一旦报导引发的恐慌过去，香港人肯定会吃鸡，吃鸡就一定要养鸡，养鸡就一定要鸡饲料，做鸡饲料就需要玉米，现在谁都不敢进玉米，玉米的价格也处在相当低的水平，我就赌在近期香港人会重新吃鸡！
说干就干，我就自己一个人到了大连、天津和青岛，把玉米全订下来。整整买了一万五千吨玉米，卖给我玉米的厂家喜笑颜开，拿着玉米的我则忐忑不安。
签了合同，第一批玉米约定在一百天内货到付款，海运局的船在大连装玉米的时候，我开始紧张了，天天盯着报纸电视：香港人啊，你们得吃鸡啊，你们不吃鸡我这玉米可怎么办啊！
日子一天天过去，船从渤海到黄海，从黄海到东海，报纸和电视上还没有一点关于香港人开始吃鸡的消息，船距离深圳越来越近，我就想：台风啊，把船打沉算了，打沉我就不用卖玉米了，反正我买保险了。
尽管那年台风多，船还是平平安安到了南海，从南海向着珠江口进发。
船就差两天靠港了，香港报纸突然刊登了一条新闻，说之前的报道有误，饲料中不存在致癌物质。没有致癌物质，香港人一定会继续吃鸡！吃鸡就要养鸡！养鸡就要鸡饲料！饲料厂现在在市场上买不到玉米，玉米都在我这里啊。我兴奋的找到饲料厂，说我有玉米、饲料厂的人看着我同情的笑了：你现在这么惨，哪有玉米啊。我就把船的电报给他们一看：万吨船装了7000吨玉米，两天后就在赤湾港靠岸！
两天后，两个大饲料厂，一个正大康地，一个远东金钱，把7000吨玉米全分了！泥头车停在港口，八吨一抓，八吨一抓。我就*腰站在一个小山坡上，看着车一辆辆的在飞扬的尘土中开走，觉得天空是如此的湛蓝……
这一次，我不仅赚回了之前赔掉的钱，还额外赚了300多万。

阿斯兰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1983年底，深圳特区发展公司饲料科的业务蒸蒸日上。然而，随着业务发展而起的种种波澜让我已经清楚的意识到饲料行业的风险和艰难。
尽管构成饲料主要成分的玉米一直被纳入粮食体系但在1984年，通常的饲养方式往往由生产大队群养或者农家独立进行个人化的饲养。由于观念封闭和宏观形势，机械化的饲养在中国很难推行，自然，行业缺少规模，饲料行业的发展前景也就显得渺茫而又模糊。
事实证明，我当时的推断并不正确，后来在和刘永好的一次会面中，我还和他开过玩笑，“如果当时我坚持下来了，没准我成饲料大王了。”这是后话。在中国这个刚刚起步的市场中，如果真的当时沿着饲料行业的道路走下去，万科或许将永远不会以今天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深圳特区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窗口，可选择机会较多，赢利空间较大，我开始考虑做新的业务。这时，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在83年与饲料组同期成立的科学仪器科经营状况已经比较稳定，拥有固定的销售渠道，专用的办公场所和几辆联系业务用的摩托车。出于对于经营平台和的考虑，我加入了科学仪器科，科长是张希普，另一个副科长姓钟，我任副科长，专门负责教学设备的营销业务，同时开始筹建公司。
1984年5月，万科的前身正式注册创立，属于国营性质，经营办公设备、视频器材的进口销售业务，法人代表是我。
公司名字的诞生，现在看来多少有些滑稽：当时电脑、复印机刚刚开始推行使用，办公自动化才在中国开始，既然公司同办公自动化的业务有着密切关系，名字要反映公司的特性，加之中国企业普遍都希望把名字叫大的思维方式，我很自然的在起名过程中联想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最终，公司的名字就定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
办公地点为罗湖区建设路南口一座多层建筑的整个二层。顶层竖立着硕大无比的红蓝绿公司标识和公司名称的霓虹灯，到了夜晚，彩色的霓虹灯在程序的控制下跳跃着、流光溢彩。整个建筑物坐东朝西，面对着高架铁路，凡夜间进出特区的火车乘客都会被“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霓虹灯招牌所吸引。
位于二楼的公司如同一家卖场，陈列着摄像机、录像机、投影机、复印机及部分办公文具，顾名思义，公司应该是主营教学器材。但从展场的商品来看，除了影视商品可以称上教学器材之外，经营的产品内容同公司名称并不相符合。当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采购部门慕名专程到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采购教学器材时，我才意识到公司名称对消费者的误导。可既然名字已经落地，也只好先这样用着。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句口号恰到好处的反映同公司原始积累的进程：内地一家企业想进口一批录像机，就需要同我们合作，虽然公司只有营业执照，帐号上也没有钱，但是我们拥有进口权，内地的公司却不可以。双方经过磋商谈判，签订合同，对方将20％的订金交给公司，我们再找到外商进口录像机，要求货到付款。这样，我们就可以到银行换外汇支付给外商足额货款，同时自己账上也有了可观的进项。在共同的需求下产生的同样一种经济行为，在内地违法，在深圳就是合法的，深圳很多公司的原始积累都是这样开始，也是在这样的夹缝中生存、发展、壮大的。
这时，公司的员工数量已经从原来的七、八条枪增加到年终统计的六十七人。员工普遍年龄不到25岁，某种意义上，都多少对我有着或强或弱的敬畏感，对待工作也非常积极，骑着二八单车加班完成业务的情况经常可见。尽管如此，员工仍然在工作之余和我保持着比较密切和轻松的关系，下班后还经常到他们住的宿舍一起聊天。
从职员构成看，其中有相当部分来自于韶关。之前，韶关一直做为一个三线城市进行建设，从广州调去很多干部，很多人都是全家迁至韶关居住工作，文革后，这些干部从韶关谋求回广州，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全部返回，部分人就进入了深圳特区。同时，由于公司经营产品的技术特质，公司也主动从广州招了一批职业中学电子班毕业的学生加入公司。还有一部分员工，则是原来隶属特发行政系统里员工。
随着人员数量的增多和员工文化水平的提高，原来的文化课也停下来了。毕竟，公司的发展需要我投入更多时间进行系统的经营管理，没有那么多精力继续原来的补习。但，公司成立之初，员工大专以上学历还不到30％，公司就配备了专人组织文化教育，组织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公司人员参加深圳**高中班。按照规定，小学文化程度的员工，一定要完成高中教育的课程，给他们专门的时间到进入培训学校学习。而对邓奕权这位自饲料科时期就同我一起工作的老员工，我则要求他一定要学到大专。因为他的字也并不好看，我还让他练字，几年以后，他真的拿到了一张大专文凭。
公司成立后伊始，我就始终坚持对人的尊重，坚持员工自由选择的权利。有一位女职员结婚，公司很隆重、很正式地为她举行了婚礼，但两个月之后，这位女职员就来找我，说她想离婚，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当时的回答是：“离不离婚，这是你个人的事，公司不干涉。但是，你是公司职员，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可能影响你的工作，这就与公司有关系了。所以，这件事由公司出面聘请律师来帮你处理。”这个例子包含的是一个个人隐私权的问题。承认和重视个人隐私权的存在，这是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观念进步。特区也重视人的作用，这种重视不仅表现在关心，而且表现在摆正两者之间的关系上。
还有一次。有一位职员从内地单位辞职来万科，从事行政工作，人非常踏实，工作做得很出色。几个月之后公司准备提他当主管，领导找他谈话，结果他说，他根本就不喜欢行政这一行，他个人觉得做贸易比较有意思，希望能去贸易部当业务员。公司领导经过再三考虑，认为从个性和素质上讲，这个人是不太适合做业务的，但既然他本人提出了这种要求，公司还是决定尊重他本人的意愿。结果做了四个月的业务员之后，这位职员感觉到他并不适合，又提出来回去搞行政。公司也同意了他的要求。这件事情又说明了特区的一个重要观念，那就是要让每个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中国传统上是压抑人的个性的。个人的一切都要服从于群体的目标，个人往往没有选择可言。过去在宣传上有一种口号，要求大家都来做螺丝钉，党把你钉在哪你就在哪发挥作用。结婚由组织介绍，离婚是绝对不行，工作要服从革命需要、服从组织分配，死也无法自由选择，自杀那是自绝于党、 自绝于人民。从生到死，个人基本上没有选择的权利。隐私权就更谈不上了。文革期间有句口号叫“狠斗灵魂深处‘私’字一闪念”。生活在这种环境，人就象玻璃缸里的金鱼，无时不刻不处于众目睽睽之下。由此造成的种种弊端已由事实给予了客观的说明。如今，中国开始引进很多国外的技术和设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如果不在观念上进行深刻的改造，那其结果就与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无异了。


你感动我的就是信誉！

七月流火，盛暑逼人，随着深圳特区发展公司获得的高达3000万美元的调剂外汇，成为外汇储备大户，公司的经营状况也随着气温的升高蒸蒸日上。年底，公司同中国医学科学院下属北京协和公司合作成立了“深圳现代医药科技交流中心”，从事医疗器械的进出口业务。
在这一年的8月份，我见到了陈宇光。
见到他的那天，天气炎热，很多人都排队等待着和我们进行业务交流，交款的工作台边也挤满了人，从通透的办公室中望出去，却看到一个人穿着一身当时流行的，带着四个兜的猎装静静的站在旁边，似乎和排队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更让人奇怪的是，他带着一顶皮帽子，下面拴着带子，就如同电影中走出的人物。
我好奇的走过去，8月份戴着皮帽子，这是什么意思？
他见我走过来，就说，“我想见你。”
“想见我？戴皮帽子做什么？
“不戴皮帽子就引不起你的注意啊。我带着十几万的支票，想看看你的货。”
就这样，我认识了从成都赶到深圳，从后勤承包经营的八一科教仪器公司的经理，陈宇光。
在随后的业务往来中，他差不多一两个礼拜来一次，每次来的时候都带着支票，走的时候带着货物走。有一次，却让我吃了一惊。十月份的一天，他依旧来找我。可这次，他的头明显刚受了伤，草草包扎了一下，绷带上还渗着血。整个人衣衫不整，狼狈不堪。
“怎么回事？”
“包了一个出租车从广州来，在东莞车翻了，受伤了。我到医院包扎了一下又租了一辆车赶过来。”
“你这不是玩命嘛。休息好再赚钱，不至于因为受伤休息两天生意就没了啊。”
“我实话跟你说，我这儿是空手道，拿的是客户的钱，我应承说款到给货。如果不能马上到你这里拿发票到仓库提货，我就没有信誉了。”
“你怎么能让客户给你支票？”
他笑了，“你的广州仓库是我的仓库啊。”
“怎么我的仓库成了你的仓库？”
“我领着业务员去看你的仓库啊。”
“那人家怎么证明仓库是你的？”
他嘿嘿一笑，“去看货的时候，我夸奖你们管仓库的小女孩漂亮，给她两包天府花生。她很高兴，我就告诉她，我以后还领客户来，你见面就让我们看……”
嘿！他把公司管仓库的小女孩给善意的收买了。他的聪明和信誉让我感到佩服，这样，我们的关系更融洽了。随着这一年的过去，我结识了一批这样的朋友。陈宇光是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很快，我们就迎来了1985年的春节。
春节一早，门突然响了，“当、当……”
“谁啊？”
我打开门，是陈宇光，提着一个公文皮箱，他来拜年。
太太和女儿还在睡觉，我就在客厅里接待他。
“今年做生意赚钱了，都是和你们做的”，他把箱子“嗒、嗒”两声打开，里面是10元一张的满满一箱钱。
“生意还没有做完呢。”
“ 我知道生意没做完，我是来感谢的。”
我一看就笑了，“我这个人志向很大，这一箱钱不能满足我。”
他楞了，有点尴尬。按照他的逻辑，中国的经营过程中最讲关系，他无论到哪里经营关系，都需要用些礼物表示感谢。看仓库，还至少要给我小仓库员2包花生呢，怎么这个老板连钱不要？他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我告诉他，“我的志趣不在这里。如果我的志趣是钱，我为什么还要做政府公务员？和你合作不是要拿你的好处。你感动我的就是你的信誉！”
就这样，我送他出了位于法政路，太太单位分的一房一厅的家门。这一天是1985年春节，大年初一头一天。

第一次裁员
这箱钱被陈宇光拿走了，随后，公司也制定了成为一家规模化的专营进口公司的贸易公司的目标，然而，市场情况开始了逆转。
由于国家对计划外外汇和机电产品进口进行全面清理，致使已经打开的市场严重萎缩。在此之前，由于万科经营复印机、投影仪和放像机等设备的良好收益，带动了其他公司在经营这类设备的积极性，很快便造成市场积压和价格下降。尽管公司在原始积累时期完成了比较好的收益，但由于经营的需要，大量资金仍在市场中周转，仅当时进货的货物总值就达到了四千万元以上。
在货物积压的普遍情况下，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货物一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放像机压货量尤为突出。这一时期，放像机市场价格是2800元每台，批发商售卖价格是2300元，批发商进货价是2100元，而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进价成本是1900元。如果让批发商大量推货，就需要多给批发商货物，而这样做，放帐的金额也会同时上升，而当时的经销商，普遍较为缺乏信誉，生意好的情况下还能够顺利回款。生意不好，顺利收款简直比登珠峰还难！
通过海关的朋友了解，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就在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2万台放像机等待入关的同时，整个海关总共入关的放像机达到了7万台之多！如果7万台全部到货，这个市场岂不是要炸锅了！
20000台！我们的成本差不多4000万！我找到陈宇光，希望他能够要10000台，他吓了一跳，“如果这样的话，价格要特别优惠才可以。”
“1500元。”
他一听，笑了，“你急着出货也不用价格这么低，本来我还以为你就按成本价格1900元卖给我呢。”
谈定了，公司开会。当我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商讨的结果时，大家全反对：给别人放帐从没有超过200万，给他4000万？！几千万的货给个体户，他不跑单才怪！我就在会议讲到了他带伤拿货的事，表明了对他的信任。几番讨论，几番陈词，最后，大家认同了我的想法。
会后，我把当时的营销部经理苏陈叫过来，我口述，他记录，“由于台风原因，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货不能及时到，为了保证客户合同履行，急购2万台放像机。”
他一听傻了，“市场这样的情况，你还要急购2万台放像机？”
“你是老总我是老总？”
“当然你是老总！”
“那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
很快，这张广告就刊到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结果，在同一个版面上，同时出现了很有意思的情况：版面上方是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急购的广告，下面就是公司出售放像机的通知。
买单如雪片一样的飞过来。陈宇光在和公司的配合之中，也很珍惜自己的声誉，也没有赚多少钱。货一到，就迅速的出货，甚至不加价就出货。整个过程中，除了有大概20万的货物质量发生一定争议，其他的配合都很顺利。
结果，公司亏了400万，但是资金得以顺利回笼。而其他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的货已经出完。这时候，随着剩余数量放像机从海关涌入，整个放像机市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卖单，放像机的市场价格从2800一直下降到1300元，进口批发价则从2300元下降到800元，价格几乎跌到了原来的1/3。
我一看，收的时机到了，公司便在800元开始收进，然后1000元卖给陈宇光，他再以1300元出货。尽管利润有限，但是建立起了良好的销售渠道。就这样，这一仗打下来不仅补回了之前亏损的钱，还赚到三、四百万。这样一来，我在珠三角的名声就大了，“想进口就找王石做，别和王石较劲。”
然而，尽管公司解决了存货积压的危机，但是面对这萎缩的整个市场，公司的盈利能力在下降，甚至不得不面临裁员的现实，在市场最紧张的时候，公司被迫裁员20％，这个同我经营管理理念相互违背的事实让我非常难过：本想创造一个实现价值的舞台，让员工可以充满激情的工作。而现在，居然要面临裁员的局面。而裁员不仅仅使得被裁掉的员工感到痛苦，没有被裁掉的员工同样受到巨大的伤害，他们怎么可能满怀激情的工作？怎么可能没有后顾之忧的去努力？我暗下决心，之后公司的扩张一定要清醒的控制风险，不要因为决策的失误和为了公司的生存不得不裁第二次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直以来，万科在将提高经济效益做为公司不断追求的企业目标的同时，将人的管理摆在企业管理的一个核心地位。公司也一直非常重视人力资源方面的建设，始终坚持并尊重人的价值，在实现共同目标的前提下，满足个人的兴趣和愿望。

做人的原则

1985年，由于国家对计划外外汇的清理，公司还遭遇了一个打击。
之前，随着1984年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同国防科工委的义务来往换入的3000万美金，公司也拥有其中的一部分，然而，其中公司帐面上的800万美金属于计划化外汇，没有额度指标，就在年初被冻结了。但这仅仅是小问题，随后的外汇贬值却让我记忆犹新，当时我正在海风大厦理发店理发，理发店里的电视机正好播放了人民币同美金汇率贬值的消息，从原来的一美金兑2元8角人民币贬值到一美金兑3元3角人民币。我一听，就感觉如同突然被拉了一刀！800万美金国家是以2.8元买过去的，公司现在相当于要3.3元买回来，这一下子公司要损失400万，可公司一年利润才500多万！
这对我的积极性是个沉重的打击，尽管那个时候没日没夜的工作，但公司的前途和个人的前途都显得非常渺茫——任何一个政策变化都可能决定你的生死。公司能不能够发展下去，市场经营能不能搞下去？明年怎么样，想不清楚，更谈不上未来规划。
不久，正大康地的采购部门经理卢达民约我吃饭，一见面，他就对我说，“你有笔钱在我这里。”
恩？正大康地还是我在做饲料时结识的合作伙伴，它是正大集团和美国公司合资的第一个饲料厂，双方各自投资50％，由正大派出团队负责经营管理。从提供原料的角度来讲，我是卖手，正大康地是买手。从生产成品的角度来讲，正大康地是卖手，我是买手。可自1984年至今我们已经没有业务往来了，何来这样一笔钱呢？
“我太清楚整个帐目的来往，不可能有一笔钱在你们那里，这绝对不可能。”
卢达民笑了，“正大是国际上市公司，一直采用国际通用惯例做事。你提供了新的供货渠道，使饲料厂降低了成本，获得了新的生意机会，凡是给我们开辟新的采购渠道而且节约成本的客户，我们会有一份千分之五的佣金，担心你不接受，有误会，所以等生意全部做完之后，才谈这件事。大概是20多万，这钱是给你的，绝不是行贿，你放心。存在香港，还是汇到哪里，你说句话就行了。”
“这个给公司，我不要。”
他为难了，“这笔钱公司已经打入成本，说你不要还不好办，我们有避税之嫌……”
“那这样，我也别给你造成难题，你买辆车送给深圳特区发展公司。”
“这不行啊，供货是由你完成的，可我们给深圳特区发展公司送辆车。那其他供货商要我送车，我们送不送……”
“这个钱是不是我的？”
“是呀。”
“那你们就买辆车送给公司。”确实，佣金在现在看来是正常的事情，但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事情很难说清楚。对方只是按照公司惯例，觉得需要按照惯例感谢我，也不是行贿。但是我知道这个钱不能要。如果公司是我私人所有，没有问题，然而尽管特发没有给我一分钱，但是公司在法律上仍属国有公司性质，如果我接受了，我很难将这个问题说清楚，同时这也同我做人的尊严和规则相互违背。
我的志趣不在如何为个人挣钱，但要说王石是“君子不爱财”那也不准确。我不是不喜欢钱，也不是不需要钱。在后来的公司房改过程中，我也买了一套很好的房子，装修之后，买家私还借了职员的钱。尽管客厅很大，但电视机却还是五年前买的，21寸，不配套。来作客的人都说你应该买个大电视机，我说现在没钱买，他们都不信，以为我装穷。穷倒是不穷，但个人财富需要通过努力达到，并且一步步的完成积累，这样才踏实。
结果，正大康地买了两辆面包车，又用余款买了两辆摩托车送给深圳特区发展公司饲料科。很多年后，深圳特区发展公司都不知道车是怎么送来的。

一封信和学习班

同卢达民见面后不久，纪委来了两个处长，约我谈话，“王石同志，有一封关于你的举报信，说你香港有存款，还有房子，不止一处？”
“说我有多少存款、买了几套房子？”
“这就要你讲了，”纪委的处长冷冷的看着我。
“我们还是简单一点，你说吧。”
“现在这种情况下，买了房子有了存款不一定是问题，解释清楚就可以了。据我们了解，说你存款有二十几万、房子两套。但在香港存款是错误的，法律条款不允许你在香港买房子、存款。“
“我存款多少？”
“不少，20几万。”
“请你告诉这个举报信的人，再举报的话在存款后面加两个零，2000万。我为了20多万犯事？犯不上！人家送给我钱我都不要，我还偷偷收回扣？这不是侮辱我吗？我王石是一棵摇钱树，没必要为了20多万犯事！”我无法压抑内心的激动，话也变得非常激烈。
两个处长哪遇到这种投诉对象，无话可说。只得离开。
我原以为可能是由于前段时间正大康地找我，之后有人捕风捉影。可后来这两位处长专门来道歉时，我才明白，这次纪委找我谈话时提到的20多万和正大康地找我没有关系，而仅仅是同我借调过来的历史原因有点关联而已。当初我从广州来到深圳是以借调名义过来，我个人仍旧在原单位挂名，但是我带来的利润则由双方五五分成，在分成的时候，深圳特区发展公司私下留存了20多万，少给了广州原单位一定的数目。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后来更换的财务发现帐面上多了20多万，就问起了这20万的出处。结果，就传出来王石有意留在这里这样的说法，又有了有人写告状信的经过。
我想不通。我这么廉洁认真的做事，绝对清清白白，不是公司宣传的对象，还怀疑我贪污受贿？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想清楚了，所谓改革，就是要创出一条新路，一旦失误，就会掉下马来。因为改革，改革者一定要走在风口浪尖上。要做一名改革的高手？就要骑着马飞驰向前，不能被任何来自于暗处的箭射到。改革者必须清楚自己站得正，立得直。如果不幸被人弄倒了，这十之八九是由于改革者的个人问题。
一波未平，一波同起，和前一次不同的是，这起风波让我更为深刻的考虑到公司的发展和未来。
1985年中，深圳特区发展公司成立了名为深圳新一代企业有限公司的公司，由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副总经理张西甫任总经理。而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原属于科仪科管理，现在直接对深圳新一代企业有限公司负责，某种意义上，这如同“先有儿子，后有老子”，为什么成立这个公司？就是为了多设一个层面，阻隔国营公司对于公司经营的过度干预。这样，就形成了深圳特区发展公司，贸易公司，新一代，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这样四层关系。
然而，早在1984年，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不久，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就已经决定投资4000万美元，兴建高达165.3米、钢结构、玻璃外墙，由美国C.R.S设计公司设计的深圳特区发展中心，但，如何偿还贷款，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并没有想清楚，时至今日，还款期已经开始，正好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帐面上有800万美元，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就想将这部分资金调走。
孙凯峰找到我，“这一段的表现很不错，公司准备把你调到总公司当副总……”
要提升我为副总，再一下子到了最上层，意思很清楚：就是要把你调走，再把钱调走。
“我要是不同意调呢？”我的声音高了起来。
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行政体系中，这种调动确实微妙，毕竟，我的身份还不属于深圳特区发展公司系统，仍旧属于“外来人“，公司也只是挂着深圳特区发展公司的牌子，经营管理完全没有让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出一分钱。
可在理发的时候，外汇汇率提高都如同将我心中拉了一道痕。而现在公司正处在最困难的时候，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却要将我调走，再将资金调走，这令我难以接受。
两个礼拜后，一纸通知到了我的手中，通知我参加深圳党校处级培训班第四期，为期一个月，我没有去，公司正在动荡之中：裁人，推销积压，我不能离开。结果一个月过去了，又来了一个通知，通知我参加深圳党校处级培训班第五期，通知同时，调令也已经下来：王石同志参加党校学习，调离现代仪器公司，并任命一个新的老总。可我只参加了党校的开幕式，也没有参加具体学习，第二天就回来继续上班主持工作。之后听人说，新委任的老总问王石在不在，一听说王石在，他就没有来。
这时候，一年来的经历加诸从前的种种故事让我之前便萌发的念头更强烈了：我不看中钱，我就是做事。尽管稍有不慎，上级的做法就完全不按市场行为方式出牌，一纸调令，就可以让你离开。但是，我清楚，如果一家产权清晰的公司真的形成，我一定要充分尊重他们的个人选择和愿望，不要让职员走我过去这种委曲求全、看别人眼色的路。
再者，尽管很多时候形势比人强，尽管这个时候还无法看清市场经济和政策发展的航向，也不知道公司的未来。但我坚信，做企业和做人一样，要有底线，绝不做没有人格的事情，绝不能失去自己的尊严。

阿斯兰

规范化和透明度

钱没有调走，我没有离开，公司则从建设路1号迁往了和平路50号。这栋楼由原海关单身宿舍楼改建而成，楼身简洁的几何外型用镜面玻璃包装，显得现代、简约、富有时代气息，当镜面玻璃上映衬着的蓝天上的白色云朵缓缓移动时，你会感到这座建筑物正在慢慢行走。
年初，深圳国际企业服务公司由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和香港冠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创建。这家在1992年被著名的美国智威汤逊入股10％，并在随后的日子里为深圳培育了无数创意人的公司，在成立之初严格来讲却并不是广告公司，而是一家同样带有机会主义成分而成立的展览公司。公司成立之初，就举办了二十余个横跨文化界的展览，这在当时的深圳颇有影响。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和公司业务逐步发展，万科在企业发展方向、利润流程比例、人力和资金调配等方面和上级主管公司仍有很大的分歧。现在，万科依然是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的下级，公司的财权、人事权力同上级主导部门始终分歧不断，正处在一个改革的十字路口上，应该何去何从？我强烈意识到：如果要扩大公司的经营自主权，推动企业所有权、经营权的分离，股份制改造是一个让万科能独立自主经营的机会。公司的决策层很快统一了思想，要把万科改造成一家符合现代企业规范的股份公司。但怎么改造，能否完成改造还没有把握。
同内地相比，深圳显然再一次扮演了推动企业改革的排头兵，1986年10月15日，深圳市政府正式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由体制改革办公室负责推行，鼓励深圳大型国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然而，深圳政府下面的几家国有公司：深圳特区发展公司，贸易进出口公司，贸易发展公司、物资总公司等等公司没有一家响应。但是，对于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而言，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随后，金田和原野也递交了股份化改造的申请。体制改革办公室很兴奋：终于有响应股份化号召的国营企业了，而我们也找到了“组织”和完成股份制改造的突破口。这样，制定政策的部门和面向市场的一线企业，终于有机会将手握在了一起！而公司为了实现上市目标，也决定改变单一进口的局面，开始开展出口和来料加工等业务。
对于当时的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而言，股份制改造让公司看到了未来的曙光，对于公司也是一个新鲜事物。不久，由深圳市政府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徐静安主持，新鸿基证券主办，深圳召开了一个关于股份制改造的研讨会。会上，新鸿基详细介绍了股份化的具体过程和做法和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实际情况，并给了参会企业一些资料。我们参加了这一会议，并且据拿回的参照资料开始详细的研究。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深入了解什么是股份制改造、什么是上市公司，对上市公司具有的要求。
做为一家公众公司，首先要保证公司规范化的经营和财务的透明，需要通过会计事务所审查。公司找到当时在审计界中非常有名的注册会计师朱其恒负责的蛇口会计事务所，表明我们希望接受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过去经营管理情况的审计，并希望持续同事务所进行合作的意图。他很奇怪，根据当时规定，深圳国营企业每年财务检查由财政局负责、会计事务所只负责审查三资企业。而且，尽管有这样的规定，很多必须接受审核的三资企业都含含糊糊的，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审查，而一个国营公司却主动找到事务所，希望接受付费的审核？是不是我们有什么财务方面的问题，希望借助审查让会计师事务所出些合理合法的证明？尽管有这样的怀疑，蛇口会计事务所还是接受了同我们的合作。在随后的合作中，他们也渐渐发现，原来公司真的一直在踏踏实实的经营管理，也具有出色开放性的透明度，疑虑也慢慢打消了。
在整个中国的上市公司大军中，万科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和影响，靠什么？可以说，今天的万科在中国乃至在境外的投资界保持着如此优秀的形象，首先在于公司成立之初追求的规范和精益求精。
公司最初以贸易起家。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贸易行业往往需要搞关系、倒批文，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但公司准备股份制改造的1987年前后，恰恰是深圳经济走入低谷的时候，是中国经济开始有意识地走向规范，力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如八十年代中期那样靠着关系运营企业已经行不通了。
公司要发展，成就事业，很简单，从现在开始就要规范。中国当时处在过渡时期，《公司法》甚至都尚未诞生。但中国要进入市场经济，规范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我们就力图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惯例来做。从谋求股份制改造开始，我们就需要规范化放在核心的地位。要做中国最规范的企业。
而且，公司从创立至今，一直保持着精益求精的做事风格。公司的商业信誉始终建立在我们推出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上，始终建立在公司的苦心经营之中。如果公司放弃了对于商业信誉的追求，放弃了精益求精的做事风格，千里长堤，毁于一旦定是意料中事。

面向东瀛的眼光

在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下，一家公司名字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明确告知外界这家公司所从事的行业或经营产品，比如某某轮胎厂，就是告诉合作伙伴和消费者：我们是做轮胎的。自然，我们同样恨不得把营业执照写上去，但公司过长的名字显然并不符合人们的认知习惯，在一次祝贺仪式上，我们的嘉宾就出现看着条幅念公司名称的情形。1986年，我们将公司的名字简化为深圳现代科仪中心。
随着名字的改变，公司还做出了一个有别于当时绝大部分公司仍然在实行的工资制度，制定了岗位工资加奖金的全新工资体系。制订这一体系，是为了更好调动起每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并能够做到人负其责，各行其能。可以说，这一做法，正是目前万科人力资源系统一整套完善的激励机制的雏形。
从1986年开始，公司已经不满足于经营摄像机和录像机的简单模式，希望借助在市场上已经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势头，以及同日本厂商及国家当时批准的9家定点录像机定点生产厂商的合作，进行录像机的散件组装和销售。
国外主要的两家谈判对象是进口专业设备的索尼和进口录像机的JVC。所谓散件主装，就是公司不再购买对方的整机，而是购买散件，在国内进行装配。为了适应我们的要求，合作日方就需要先将整机拆分，然后在国内进行组装。但是，这样的做法显然会对日方带来生产成本的压力。本来，日本的商社一直销售整机，并不是销售散件，而我们也不可能有很大的进货量，每次不过是三、五千部，最多1万部，就这样的进货量而言，日方不可能专供散件，只好将已经装配好的整机拆开再销售给我们。
谈判过程中，负责整个项目的蔡顺成往往会遭遇诸如技术改造、散件价格、转让时间节奏，甚至是日方某些谈判人员的轻视这样的问题，“小日本太坏了！”成了这段时间我听到最多的话，有时候，他甚至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
我非常理解蔡顺成的情绪。尽管蔡顺成对日本比较了解，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也因和日本出版商合作出版针灸方面的书在日本呆过一段时间，对于日本抱有一定的好感。可是我们这一代人往往具有的民族情绪，还是挥之不去的。这一代人对日本的印象都形成在童年时期，听老人讲打小日本、抗日战争、看《地雷站》、《地道战》这些影片成长起来的，自然觉得日本很坏，日本人很坏。
但在六十年代，我也开始接触一个不同与旧时描述情形的日本。那时候，体育战线有两面飘扬的红旗，一是攀登珠峰，二是乒乓球，当时有很多反映中国乒乓球队到外国打乒乓球的记录片。相当多的出访目的地就是日本。当时，周恩来总理也鼓励开展民间外交，只要是民间团队到中国来，总理往往会进行接见。尽管我当时没有日本朋友等其他渠道来了解日本，但通过记录片和有关接见的报导也了解到一些日本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新干线，东京、名古屋……这些都给人非常好的印象。
　　随着文革后我参军入伍，在军队内也看到很多内部反映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片子《啊，海军》和《山本五十六》等片子，也并没有对日本产生更为切齿的感觉，只是更加了解日本少壮派日益强大和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历史过程，感觉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改革对社会影响的强大。
　　深圳本身就是一个向外界学习的窗口。1986年第一次到日本，除了工作考查，我和蔡顺成还去参观了寺院、甚至去了日本的一些家庭了解民情，虚心了解日本民族，在这样的过程中不仅没有抵触情绪，反而感到日本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原来在电影上可以看到日本便捷的新干线和美丽的富士山，但是真正到了日本，我们才发觉，原来很多街道很窄，电线也同国内很多地方一样，布得乱七八糟。但是公共设施往往保养得非常好，对于很多东西的使用都非常爱惜和节俭。电线杆虽然旧，但是干干净净。一次，看到一个工人在修石子铺成的路面，态度非常认真，就像在修一个工艺品。以前学《毛主席语录》时，记得其中谈到“怕就怕认真二字”。然而到了日本，发现日本人正是一个最讲认真的民族。参观日本工厂时，发现工厂的环境保养得如同花园一样，而在经营管理中，很多做法和国内的企业也很类似，动员大会，鼓励先进的做法随处可见。比如爬山头要看哪个小组将红旗插上山峰，小组之间也讲求“一对红”，就是一对员工互相协助，共同努力攀登，跟部队一样。可以说，日本和中国的文化相互接近，也具备相似的精神诉求。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是锁闭的，但日本仍旧了解我们。为什么日本能够成为跻身于七大工业国从而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为什么能够在明治维新后完成市场经济的进程？当你看到这些优秀的企业和优秀的做法，你对日本是佩服还是反感？是学习还是拒绝？
　　自然，沟通需要换位思考，很多时候，我们是按照自己的出发点理解问题。在我们购买散件的时候，希望购买散件的价格要低过整机，而对方却需要拆掉整机再包装出口，自然会在成本问题等环节锱铢必较，而不是说日本的商人和商社就是蛮横奸诈。对方希望能够在改革的初期达成同大陆企业的合作，但这也并不能成为我们理直气壮压价的理由。我们也需要调整心态，持续而耐心的同对方沟通。
　　固然，这种合作模式给国外合作方带来了一定问题，但对公司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方向。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和各个工厂的厂长谈判，参观车间，了解生产过程，到日本去学习流水线的工艺。同时引进资金、设备、技术和风险，而装配过程则由国内的工厂来把握，组装完成以后进行销售。整个项目的风险基本由公司承担，生产装配则由这几家工厂完成。
　　通过磋商，最终我们同部署的北京广播器材厂、属于北京经委的北京电视设备厂、上海录音器材厂以及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达成协议，联合进行进口摄录像设备的三家主装和销售，并成立了北京分公司。就这样，公司开始进口散件，进行装配，基本上改变了1986年以前直接进口整机销售的情况。


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深圳现代科仪中心使用了一年，我发觉这既不像公司的名字，也不符合公司选择从事的行业方向，就再次更名为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公司名字的改动，只是一家公司对于品牌逐步深入认识的过程，往往由企业的内在因素决定。然而，事关股份制改造这样的大事，则一定会面临风风雨雨。
　　1988 年8月18日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股份制改造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共有委员十一人，我任委员会主任。
　　负责推进的事务由体制改革办公室负责，主任是徐静安，他对公司股份制改革的工作非常支持。当时分管体制改革办公室的深圳市副市长，之前任深圳市市委副秘书长的朱月宁，也积极的推进这项工作。但是，公司股份制改革仍然遭遇了巨大的障碍。一直以来，深圳特区发展公司都认为公司身上具有孙悟空的“猴性”，我也一贯天马行空，加之之前“父债子还”未成，派来的老总打道回府的事实，更让特发感到公司的抗命不从。另外，当时主管深圳特区发展公司的副总李景全曾经是孙凯峰的秘书，负责的国商也在谋求股份化改制，对于深圳特区发展公司而言，如果要进行股份制改革，也会先同意国商进行改制。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在改制过程中关于公司股权分割的问题却解决的非常顺利。从法律规定判定，公司持国营公司牌照，如果公司经营出现问题，风险由国家承担。但从资金投入的角度看，国家的资金投入为零，公司是通过我和员工们赤手空拳做起来的。在讨论时，我就提出一个方案：既然如此，那么按照中国的俗话，“好朋友见面分一半”，我们五五分成，
　　朱月宁看着我，“那怎么成！四六。”
　　“你四我六？”
　　“当然是国家六你四了！”
　　我心里想：别说四六了，二八，甚至一九我都干！我个人不为了钱，不管怎么样，首先要明确产权。对于我而言，这如同天上掉下馅饼。
　　我非常清楚，随着股份制改革进程的加快，公司同上级主管公司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公司股份化改造方案随时都可能遭遇被上级公司明确否决的危险，公司就直接送报方案给体制改革办公室，打时间差，迟些再报送上级公司。
　　1988年10月17日，公司向深圳市人民政府体制改革办公室提出《关于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按国际惯例实施股份制改造的申请报告》。当时的副市长朱悦宁作出了原则同意的批示。
　　随后，体制改革办公室批准了公司股份制改革的方案，市政府办公厅也出了相关文件。
　　没想到，办公厅已经出了文件，正在文件准备下发之时。深圳特区发展公司组成了一个请愿小组，由李景全带着特发总办的人来到办公厅，声明办公厅越权，强烈要求办公厅撤回股份制改造文件，理由是政府越权干涉企业内部的正常管理，这是无视基层领导的越级行为。恰逢朱月宁住院，一时无法直接处理此事，办公厅又鉴于上级主管公司的强烈反对，只得暂停下发同意公司股份化改革的方案：万科股份制改造暂停，待与上级公司协调好以后再另行上报审批。
　　这无疑于给正在热情中的公司当头一盆冷水。按原计划，招股通函在特区报上发布的版面已经安排妥当，首届股东大会的筹备工作已紧锣密鼓地准备，只等红头文件一到手，股改工作就可按步就般地进行了。
　　股改小组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议对策。
　　我们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局面，总结出压力主要是来自上级公司，要理顺与上级公司的关系，必须从市政府及有关方面同时突破。
　　上级公司的不支持情有可原，因为当时股份制改造是处于争论中的新生事物，当时深圳特区发展公司的总经理已经更换为袁陶仁，之前任北京电子部计算机局局长，刚从内地调到深圳，在内地是搞计划经济的，连对特区的市场经济都未完全适应，更不要说其面对的是在深圳都是新鲜事物的股份制改造；再加上上级公司内部也对万科搞股份制改造有许多分歧，一些对股份制改造持怀疑态度的领导不仅不表示支持，还起了负面作用。另外，市政府的一些官员，也缺乏对万科股份制改造的了解。
　　于是，我们决定兵分三路：从正面和侧面做深圳特区发展公司的工作，让深圳特区发展公司了解股改的意义；与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沟通，让他们了解万科、支持万科；在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制造声势，以促使万科股改顺利推进。
　　如何让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多了解一些股份制改造的实质和意义，进而能给正处于股改关键时刻的万科多一些支持。股份制改造小组可谓绞尽了脑汁。王晓敏想出了一个点子：公司举办了一次特殊的聚会，邀请了当时的市长、副市长的秘书，体改委的主任、副主任，办公厅的主任秘书、组织部部长的秘书和组织部干部处的处长等来为万科股份制改造献计献策。当时，我们邀请了二十多人，本以为能到三分之一就不错了，没想到当天居然全到齐了。
　　餐桌是用两张大圆桌拼起来的。在席间，我们介绍了万科的情况，阐述了股改的意义，并征求了他们的意见。聚会的效果很好，与会者都对股改产生了兴趣，均表示对万科理解和支持，并在一定范围内为万科股改制造了声势，为股改的进程铺平了道路。
　　哪知一波才平一波又起，市政府领导开了绿灯，声势也造出去了，但股改小组对上级公司领导的劝说首战告败。
　　上级公司领导更换了口气：要是下属公司都学万科搞股份制改造，都独立了，那上级公司以后怎么办。似乎这一切都在表示：你王石能耐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尽管我们罗列了许多股改的好处，如：股改对上级公司与万科来说是互利的；上级公司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做大股东，每年可坐享分红；如果今后所有的下属公司都股份化了，上级公司不就更轻松了等等。可是劝说终以无效告终。
　　眼看红头文件就要下发，可如今，情势却急转直下。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只好硬着头皮，通过张希普去找深圳特区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
　　我过去和李灏都是在一些座谈会见面，从来没有这样单独在办公室约见。他的办公室非常小，一张桌子，桌子前面两个凳子。市委书记穿一个毛背心，在桌子后面练习毛笔字。而我和张希普就坐在桌子前面谈事情原委。我一边谈一边想，“按理说我们在讲，不论怎样领导也该将笔放下听我们讲啊。”
　　可是书记没有停，一直在写。等我讲完了，他把笔也放下了，说，“年轻人，要沉住气。改革肯定有阻力，要不怎么叫改革。首先，行政也有系统，政府管不了你，我们是管你的上级公司。我们管各部委局，各部委局管对口的公司，如果我们直接对你们发表意见，中间层面有意见，我们怎么管理？第二，你们的股改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操之过急。系统需要正常运作。以后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和我的秘书唐火照联络，但是不要在公开场合会面，要注意方法和策略。”
　　我那时年轻气盛，听书记说话时还觉得：你刚才一直在练字，给的回复也不明确，这有点打官腔的味道。可是听到后来书记告诉我该如何联络，一下子对于书记的误解烟消云散，感觉到政府对股份制改造的支持和关心，更何况，书记还希望通过交流，直接掌握我们的进展情况。
　　后来，公司同另外两家谋求改制的公司一样，不定期的被书记约见听取改制工作的进展，这种安排完全避开上级主管部门，有点地下工作的味道。而后，原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时任深圳市市委副书记秦文俊也表达了对于股份制改革的支持，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出马去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做通了深圳特区发展公司总经理的工作。这样，迟到的股份化改制文件终于得以正式下达。

新生事物，应当支持！
　　外部的矛盾在化解，然而，公司内部的很多员工却还对股份化改制保有抵触的情绪。毕竟，做为国营公司，公司内部仍旧有“大锅饭”和“铁饭碗”的思想，部分员工还推荐了两个老员工向我进言，“不管怎么样，公司是国营公司。公司做股份化改革，完全是合同制，没有了终身制，我们不就没有了组织？干脆就把这几年赚的钱分了，分了以后你再怎么做公司，都和我们没有关系。”
　　一次座谈会上，老职员的代表摊牌：“只要把公司的房子私有化给个人之后，你愿意怎么折腾都行。”
　　当时万科的净资产人民币1，300多万元，其中住宅资产占了500万，如果把这部分资产分了，公司资产规模将一下缩小很多，不利于增资扩股，我没有妥协。为了顺利展开工作，公司专门聘用了三位新人专门负责股份制改革工作：孙路，第一任董事会秘书，后任中侨总经理；李杰，后任公司下属两家合资公司总经理，90年代初移民美国；冯佳，现任深圳国际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有些老职员非常看不惯这几个新人，称他们为“三位公公”，“我们在一线搞产业化，搞散件组装，搞融资，搞贸易推销，怎么突然冒出来三个人在你面前鼓唇弄舌。这不是把我们出卖了吗？
　　我自然不会妥协，通过座谈会等沟通形式进行解释说服。尽管仍旧有人持有不同看法，大多数职员还是愿意将股份制改革进行下去。可是，招股通函在国内尚没有先例，该怎么写？当时，公司参考了大量的资料，在顾问新鸿基证券的指导下，经过17次修改才最终定稿。
　　一天晚上，大概有一两点了，我们还在开会，讨论股份化改造的事。我突然问孙路：“孙路啊，你们还真得琢磨琢磨，咱们今天做的这些东西，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能不能继续下去，还有没有意义。”
　　此时此刻，我由衷的希望，万科可以将一面优秀企业的旗帜，一直高举下去。
　　在公司同主管部门和内部职员一次次的沟通努力中，媒体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时公司在深圳还不能算是一家非常有影响力的企业，自身的能量还不足造出这样大的声势，但《深圳特区报》非常敏锐，一捕捉公司要搞股份制改造的信息，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社会题材。当时负责头版的五位编辑全部投入组稿、选稿的工作。这五位编辑号称当时《深圳特区报》的“五虎上将”，对一个选题投入这么大的力量是很少见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经常和编辑们聚在一起，通宵讨论宣传策略。那段时间里，我们同《深圳特区报》一起度过了数十个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
　　1988年11月21日，深圳市政府批准股份化改造方案，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批准发行万科股票，公司定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原现代企业公司以净资产1324万元折合1324万股入股，国家占60％，职员占40％，公开募集社会资金2800万元，其中1000万元为特别人民币股，由境外投资者购买。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则从上级主管公司变为持股30％的第一大股东。
　　正式实施股份制改造的那段时间中，《深圳特区报》上关于万科的文章先后出现三十余篇，其他媒体也不遗余力的进行宣传。可在刊登招股通函的时候，《深圳特区报》为难了：在党报上刊登招股通函，在国内从无先例。报社不敢做主，就上报市委宣传部。当时主管宣传公司的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再次帮了我们的忙，大笔一挥，“新生事物，应当支持。”
　　1988年12月6日上午，在深圳市和平路五十号三楼会议室召开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发起股东会议，会议通过了公司章程等一系列重要决议。
　　1988年12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批复了“发行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申请书”，同意公司申请的各项股票发行事宜。
　　同日，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委员会与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签订了《股票事务协议书》和《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包销合同》。
　　1988年12月24日上午，仍然是在和平路50号三楼会议室，召开了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次发起股东会议，会上全体发起股东一致选举王石为万科法人代表。
　　1988年12月25日，深圳现代企业公司与中国银行深圳国际信托咨询公司签订股票代销合同。
　　1988年12月27日，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招股通函首次在当日的《深圳特区报》第二版登载，这是国内第一份按照国际惯例面向社会公众在报纸上刊登的招股通函。或许，免费刊登的情况，也就只有这一次。

　　12月28日，万科股票公开发行。

招股队和大白菜

　　招股是我们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我们的承销商是深圳证券公司和中国银行信托公司，做为包销商和承销商，两家各自承担了600万股。可对于社会公众而言，股票是什么并都不清楚。负责招股的孙路就设计了“龙年计划”，由我来指挥，冯佳和孙路是两个吹鼓手，李杰则主要管理行政事务。在招股过程中，我甚至拿着教鞭去很多企业讲股份制改革的具体情况。被公司戏称为“打狗队”的万科招股队去菜市场、去各个公司、去个体户协会进行推销，孙路甚至背着钱包和收据跑到蛇口后海的菜市场摆了两天地摊，一些农民阿婆三、五百元的买，一天最多卖出四、五千股。在深圳如同篦头发一样来了三遍！有一次，我们通过工商管理局联系到个体工商协会，请协会出面邀请个体户开会，说着说着，他们就不耐烦了:别讲了，你们说吧，摊派多少？
　　不过，尽管认购过程中不乏艰难，很多人在被我们说服的过程中都非常勉强，然而，仍有一些公司对万科的行动表示了欢迎，华为对万科礼遇有加，老总任正非还请万科人吃了一顿丰盛的烤乳鸽，详细地询问了股份制的内容，认购了数十万股，索尼公司认购了40万元万科的股票。通过现在公司的顾问王建国，赵晓斌的率领的中国创业也认购了相当大的部分。而万科的员工和员工亲友，为了股票的顺利认购，更是带头购买……
　　几年后，仍旧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都得到了可观的回报。
　　在股份化改革过程中，我还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没有将属于40％的股份分掉，而且放弃了我个人的股份。万科做股份制改革的目的是打开限制万科鸟笼，启动万科的改革。而不是为了个人的钱欲。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个是我的个人目标，我希望通过万科的创立和发展，培养出一个优秀的企业，一批适应市场运作的职业经理队伍，成就一番事业。
　　一个是我的价值取向。在中国，我们往往讲名和利，“名”就是事业，“利”就是获得的金钱收益，但根据中国传统来说，名利往往不可兼得，除非有特别的机遇，巧合和身份才有可能名利双收。我也希望家族对于资产有成功把握的例子，但是事实证明，家族中没有这样的基因。那么，当我突然有了一大笔钱，就会碰到一系列问题：没钱的时候可以说自己很廉洁，但突然有钱的时候就很难说未来的生活轨迹将是何种模式，过去形成的社会链接也会由于这样的事实突然土崩瓦解。读书时候的同学、当兵的战友、工作时的同事同你的社会关系都会产生变化，会视我为暴发户。不是我不爱钱，我只是不愿意成为暴发户。
　　放弃个人股份的过程中，我的家人也没有意见。尽管家人有时半开玩笑的说，“我们没有住上别墅……”我总是说，“面包会有的，早住别墅会不安宁。”
　　目前，这部分股份被做为一份公司基金，用途之一是给在1988年之前加入万科的部分老员工，给他们目前比较困难的生活一些补助；另一个用途是用来回报社会，做一些公益活动。
　　1989年3月8日，蛇口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正式出具《关于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本验证的报告书》，核定原现代企业有限公司截止到1988年10月31日，资产净额为人民币13246680.17元。
　　1989年3月28日上午九点，深圳会堂，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股东例会召开。晚8：30，召开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选举王石为万科公司第一任董事长。在会议中，有听众问我买了多少股票，我掏出自己的认股权证，说，“存款一共25000块钱，我买了2万股。”一片掌声。
　　1989年3月30日，新公司正式对下属各分支机构和公司发布通告，公布第一届董事会组成成员，王石当选为董事长，首届董事会由王石、蔡顺成、刘元生等十一人组成。

小烧饼

占个位置慢慢看

hjztrq

好长好长  去买书看吧  方便一点

nightsky

去买书吧，眼睛会看坏的！

大肥猫

好长，改天再看

yaghog

好好看看,有收获的.

yzluk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闲言闲语

买书吧，眼睛会看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