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法修正案今日或表决 起征点料维持3000元

嫦娥一号

2011年06月30日 03:09张牡霞上海证券报
　记者昨天获悉，在30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闭会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回答可能获得通过的个税法修正案和行政强制法草案的相关问题。来自多方面的信息表明，个税法修正案今天有望第一次进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表决程序。
　　根据《立法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一般应当经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再交付表决。但《立法法》同时又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可以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即交付表决。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个税法，曾出现过一审即获通过或二审通过的情况。
　　4月20日至22日，个税法修正案第一次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但并没有进入最终表决程序，全国人大也没有作出可能获得通过后召开发布会的准备。但从此次的议程安排来看，个税法修正案进入最终表决程序的概率极高。
　　记者查阅近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后发现，4月20日-22日议程的提法是“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的议案”，而6月27日至30日的提法是“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从这两个表述来看，二审更侧重审议修正案草案本身。
　　不过，个税法修正案草案能否进入最终表决程序，仍需要看能否得到半数或半数以上常委会委员的通过。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陈佳贵介绍，在本次二审的分组讨论过程中，委员对二审草案的争论依然激烈。
　　而在人大审议的会场外，各界对二审方案的争论也在继续。据记者了解，个税起征点能否继续提高到3000元以上仍是许多人关注的焦点。
　　在各界仍然难以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对记者表示了个税法修正案草案不能通过二审的担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官员此前也对媒体表示，不排除三审的可能性。
　　但不管今日个税法修正案是否能进入到表决程序，以及能否获得最终通过，个税起征点上调到3000元以上的概率仍是微乎其微。高培勇对记者表示，个税起征点不可能提高到3000元以上。昨日出席由中国社科院财政贸所举办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首发式的其他权威财税专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专家们作出这一判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000元，工薪阶层纳税比例降至12%。如果提高到5000元，比例将降到3%，不利于培养公民纳税意识；作为直接税税种，个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过低，仅为6%左右；在没有实现由分类制向综合制改革的情况下，单纯提高起征点难以有效调节收入差距。
　　个税法修正案草案二审30日将结束，无论结果如何，本次个税改革的进程都可谓已经过半。但依然停留在提高个税起征点，小幅调整级次级距和税率的个税法修正案草案，似乎难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
　　在29日由中国社科院财政贸所举办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首发式上，多位财税专家建议尽快启动个税向综合制方向改革，作为财税研究权威机构的财贸所也推出了个税综合制改革的财贸所方案。
　　现行税率难以适应社会现状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陈佳贵在昨日会议上直言，当了八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审议了三次个税法修正案，个税法的频繁修订，说明现在的个税法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状了。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个税主要有五方面的作用，包括筹措财政收入、增强经济稳定性、培养纳税意识、培育中等收入阶层和调节收入差距，但个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只有6%左右，起征点提高到3000元以后与88%的工薪阶层无关，培养纳税意识作用无从谈起，个税法修正案二审草案也没有体现出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的导向。
　　历经多次改革，个税却仍然没有迈出综合制改革的一步，这让研究财税问题的专家们感到十分着急。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说：“个税向综合制改革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
　　高培勇指出，从1996年第一次提出个税要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方向改革以来，已经过去了近16年的时间，个税几次修改仍然只是提高起征点，虽然本轮修改既提高了起征点，又调整了级次级距和税率，但也只是纠结状态下的妥协方案，是对个税的“小步微调”。
　　“在当前通胀压力下，收入分配改革呼声越来越高，个税如果再不进行大的改革，将给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挑战。”高培勇称。
　　渐进推进个税综合制改革
　　针对个税改革存在的问题，社科院财贸所在当日推出了个税改革的财贸所方案。据社科院财贸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介绍，财贸所方案的特点是在现有分类制基础上渐进式迈向综合制改革。
　　在改革的初始阶段，财贸所课题组建议以已经实施的年所得超过12万元纳税人自行纳税申报制度为基础，对这部分人群的部分所得项目进行年度会算清缴。在纳入综合计征的所得项目的选择上，可以考虑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这四项劳动所得进行综合，实现中等范围综合计征。“这样可能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张斌认为。
　　同时，为了降低初始方案的征管成本，课题组建议综合累进税率要与工资薪金所得的累进税率保持一致，起征点也保持一致，这样才能尽可能实现综合计征的最终税负与预扣款基本一致，不需要退补税款。如果确实需要退补税，则退税部分由中央承担，补税交给地方。
　　在初始方案基础上，财贸所课题组建议渐进地推进综合制改革：长期保持年所得12万元的综合计征门槛，随着居民收入增加，越来越多人将跨入这一门槛；逐步扩大纳入综合范围的所得项目，更好地发挥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适时引入差别扣除项目，条件成熟时允许以家庭为单位申报个税；适时调整分类计征和综合计征项目的税率结构，促进税制公平。
　　财贸所的这一方案得到财税专家的普遍认可。贾康认为，一步就实现较高程度的综合难度很大，但是可以先确定每个人的赡养系数，在这个基础上按家庭征收个税。
　　国家税务总局税科所所长刘佐也认为，以往谈及个税向综合制改革的难题时，不少人都认为是因为税收征管能力弱，但这并不是根本，关键是要先启动。据刘佐介绍，发达国家在启动个税综合制改革之时，征管条件也很有限，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启动个税综改时，也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越南的个税制度是向我国学习的，但越南也已经实现了综合计征。
　　“在个税改革方面，能不能向我们的学生学习？”刘佐说。这句话引起了高培勇的共鸣。高培勇说，尽管推进个税向综合制改革有一定难度，但有那么多的国际经验可以学习，还有越南的先例，再加上我国学术界长达十余年的探索，个税向综合制改革不能再停留在“坐而论道”的层面。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陈佳贵29日在中国社科院财政贸所举办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首发式上表示，奢侈品关税税率下调问题以前就被提出来过，“现在各方基本达成共识”。
　　事实上，面临关税调整争议的不仅是奢侈品，而应是更广义的中高档消费品。最近一段时间，商务部人士也在不同场合对中高档消费品关税下调表示支持。
　　近年来，随着出境游等人流的迅速增长和电子商务代购业务的兴起，国外高档消费品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一现象引发了专家对于进口产品“外贱内贵”的关注和讨论。
　　商务部有关调查显示，手表、箱包、服装、酒、电子等五类产品中，20个高档品牌产品的差价非常高，总的来看，这些商品在我国内地的价格比我国香港市场价格高45%左右，比美国高51%，比法国高72%。
　　“这个统计不一定能完全准确地反映情况，但是至少给出了一个信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说，“进口额因海外消费被低估数百亿美元。”
　　大量消费外流和进口额被低估与不少产品“外贱内贵”不无关系，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则是我国内地进口高档消费品的综合税负较高。
　　记者了解到，进口高档消费品通常需要缴纳进口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三项。进口关税从6.5%-18%不等，增值税为17%，消费税则高达30%，累计需要缴纳最高超过60%的税费。
　　比如，根据现行进出口税则，进口香水要缴纳10%的关税、17%的进口货物增值税和30%的进口货物消费税；部分葡萄酒的进口关税高达65%，另需缴纳17%的进口货物增值税和10%的进口货物消费税。
　　“外贱内贵”的状况导致大量消费外移，这种状况也已影响到有关部门对贸易平衡的判断，相关改革由此被提上日程。姚坚说，“随着国内消费档次的提高，我们以前认为的奢侈型消费品在现在变成了大众的普通消费品，所以政策的制定和现有体系面临挑战。”
　　陈佳贵表示，对奢侈品征收较高关税主要有两方面作用，一是调节收入分配，二是促进国内消费。即使奢侈品关税不下调，消费者也照样可以在国外买奢侈品，这样调节不了收入分配，而下调奢侈品关税则可以促进国内消费，“这是好事。”
　　按目前专家普遍的分析，高档消费品中减免税可行的主要领域集中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奶粉、日化用品、钟表、服装类产品、进口箱包、鞋帽等产品都有降税的可能性。”有专家指出。
　　不过，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下调奢侈品关税后，奢侈品价格是否会下降还很难说，因为这些国际名牌的策略就是维持高价。
　　国家税务总局税科所所长刘佐提醒，调整奢侈品关税要注意尺度，需要同时把握“调节收入分配”和“带动消费”这两方面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