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每日心情 | 奋斗
2017-9-21 1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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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天数: 94 天 [LV.6]常住居民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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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2004年7月，位于南半球的澳洲恰是冬季。
7月25日，我和攀登科修斯科峰的队友们抵达科修斯科峰山脚下，计划翌日攀登大洋州制高点、2228米的科修斯科峰。攀登路线比较简单，我们只需要乘滑雪场缆车升到海拔1800米高度，预计两个小时可抵达顶峰。
气象预报表明：明天有暴风雪，山顶温度在零下10～15度。聘请的向导解释说：冬天攀登科峰的人就很少，有风雪天攀登者迷失方向而遇难的记录，在暴风雪的天气来临时，登山者最好等待……
等待还是攀登？
在8人组成的登山团队中，万科集团的三位同事和《凤凰周刊》总编辑有多次高海拔攀登雪山的经历，然而全忠夫妇和深圳电视台的两位记者却是第一次攀登雪山。
关键点在全忠。六年前，全忠时任《万科》周刊总编，体重负担较重的他曾陪同我攀登峨眉山。在催逼加鼓励下，他一路上气喘吁吁、颤颤悠悠跟着攀登。然而，最后10里的路程还是被揽活儿的轿夫请上了滑杆。自这以后，只要提到登山，他就会面颊发绿、脑袋摇得象拨浪鼓。大概受到我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激励，在我准备攀登七大洲最后一座山峰时，已经独立创业的全忠提出一起前往。到了山脚下，队员们无论新老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唯有全忠夫妇一脸沉默。
“不舒服？”
全忠扭捏着表示：“天气这么恶劣，就不打算登顶了。”
“那怎么行？”
此时，全忠才交了底牌：只是前来助兴，就没有准备登顶。
“不能说放弃就放弃呀。”
有预谋的全忠回答：“没携带攀登雪山装具。”
“嘿嘿”，老王乐了：“在这里什么样的登山装具都可以租到。”
封杀了全忠的借口，决定八个人在风雪中一起冲击顶峰。
翌日，阴云密布，雪花飞舞。呼啸旋转的风掀起积雪，搅得天昏地暗，能见度只有十几米。队员们套上雪掌（为减轻身体对雪层的压力的装置，俗称“熊掌”），步履艰难、躬身行进，脸颊被硬雪粒抽打得由疼痛到麻木。没多久，全忠就拉在队伍的后面消失了踪影。
走在前面的队员每行走大概十五分钟，就要停下来等待拉下的队员跟上再行进。登山是项带有危险的极限运动。正是这种危险，才能激发人的潜能而实现超越自我。对于初等雪山者来说，面对弥漫的风雪，加之无法跟上队伍，很容易因为疲劳而产生孤立和恐惧的情绪，从而放弃继续攀登。在这样的情况下，队友的关照和鼓励至关重要。回想六年前的峨眉山，如果我行走的速度放慢些，做些更多的鼓励，使全忠能够成功登顶，现在，他恐怕已是位登山好手了。
耐心等待了一会儿。我看见两个晃动的身影，前面是浑身包裹严实的全忠，后面跟着押尾的澳大利亚高山向导。
“怎么样，还行吧？”
“啊、啊，还行。”
“好样的，有潜力！”
“嗨嗨，甭夸奖了，顶峰还有多远？”
“还有二十分钟。”
“呵呵，甭拿俺开涮了。”
已经行走了两个小时。
登顶科峰的传统路线比较平缓，不需要打保护绳，即使冲击顶峰的路段似乎也没有什么危险。向导却提醒这支中国来的队伍，我们正在行走在山脊的雪檐路段，脚下是悬空的，如果不小心踏破雪檐，就会跌落滑堕。
此时，走在前面的向导没走几步就停下来，透出大比例地图和指南针，勘测路线，以防误入危险境地。能见度太低了，老练的向导也不得不凭借地图进行指引……踏着厚实的积雪往上，往上。风呼啸着，能见度越来越低，队员的冲锋衣裹上了一层硬邦邦的冰壳，个个都变成了银武士。
12点10分，先头队员登顶，队员陆续抵达。只剩下全忠。
一刻钟后，缓慢晃动的身影出现。先期抵达的全太太撒着嗓子高喊：“全忠，我们登顶了，登顶了！”
声音有些呜咽，但你可以感觉到经历痛苦磨难之后的满足和欢乐……笑声，如释重负般的由衷笑声，在峰顶飘荡。
对我来说，攀登2,229米的科峰，风雪弥漫只是平添了些戏剧色彩，但对初级雪山者来说，尤其象全忠那样对登山已经产生畏惧的人而言，在恶劣气候下攀登科峰却是一次对身心极限的挑战。假如没有激励、全忠夫妇已在山脚下放弃这次登顶活动；假如没有队友的鼓励、协助，他们夫妇也不可能登上顶峰。
登山活动是项最讲团队协作的极限运动。一个初学登山者的攀登能力和心理承受力是极其有限的，但在队友的帮助下实现了似乎不可能的攀登，突破了自我极限。团队精神不仅实现新老队员一起登顶的愿望，还灌注了相互体谅、友谊关爱和谦虚奉献。这些才是登山活动的意义所在。
就这样，结束了我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历程。正是登山，告诉我该如何珍惜生命，如何担负起生命的责任，而这历程，却开始于少年时代爬上的那座小山……
第一章 红与黑 1983--1987
野性的精神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从军队转业后在郑州铁路局工作。母亲是位受过良好教育的锡伯族妇女。锡伯族在历史上是一个游牧民族，能征善战，曾为保护西北边疆立下赫赫战功。某种意义上，我身上也延续了这种野性的精神和对生命的强烈热爱。
登山，从童年就开始了。小学一年级，我还在北京上学。一次春游，同学们一起去郊区爬山。班级里组织了三个小分队，看哪个小分队先爬上去。我在其中一个小分队拿旗，结果，是我第一个将旗插到了山头上。这是我在户外活动中获得的第一个荣誉，渐渐的，我开始热爱上了登山。
那时，我几乎每个假期都要带着弟弟妹妹回位于辽宁山区的外婆家。那时候，从郑州到外婆家需要在两个地方转车，一次需要在北京，一次需要在辽宁的锦州，下车后还需要走8里的山路。这么长的路程，对于很多孩子而言，似乎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我8岁那年，就开始带着弟弟妹妹独自完成这样长的旅途。
孩童时期是好胜的，即使在外婆家，我也往往要露一手。和山里的孩子们一起偷瓜的经历是难忘的。一次偷瓜的时候，看瓜地的老人睡觉醒了，所有的孩子都被吓跑了，可我就“猫”在瓜地里，等老人过来看的时候，我一动也没有动。老人没有发现我的存在，又返身回去睡着了。结果，我就等他睡着后，把衣服脱下来，扎了一个口袋，结结实实背了整整一口袋香瓜回去。这一次，我在当地的孩子们心中成了英雄。
学生时代的我，并不是一个守纪律的孩子。除了数学成绩异常优秀外，我几乎是个经常逃学和闯祸的孩子。初中没有毕业，文革就爆发了，我被父母送到了军队，在新疆某汽车部队服役。
1968年3月份，我正式到部队报到。短短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便开始担任某班班长。除了日常的军事训练之外，日常还有很多诸如在农场割麦子之类的农活。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农活，我也不愿意落后在别人后面。部队以农民兵为主，农民兵手脚麻利，弯着腰“嚓嚓嚓”的一路收过去，而我弯了一会腰就疼的直不起来。但我就是跪着割也要坚持，咬着牙不落后在别人后面。
然而，在一次部队的野外训练中，我这种在当时被认为是特立独行的性格造成了同部队有关领导的紧张关系。
训练过程中，附近有座山很陡，很值得一爬。结果，在没和任何人沟通的情况下，我就开着车来到山脚，开始向上攀爬。本来以为天黑时候可以下山。但是，没等我爬上山顶，天已经黑了，我又没有带手电筒，只好在山上呆了一夜。可是，整个连队却因为我的消失整夜没睡，一直在找我。
第二天蒙蒙亮，我下了山，但连长已经怒冲心头。
不久后，我选择了尽快退伍。
做为汽车兵，我在5年的行伍经历后完全可以去做一名司机。这在当时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但我选择了去工厂做一名维修工人。在我看来，做一名维修工人很可能获得做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进修的机会，而做为司机而言，职业道路则已经确定了。
从那时起，我白天工作，晚上在家中自学。一年后，我如愿进入了兰州铁路学院，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也正在那个时候，除了学的给排水专业外，我自学了英语和政治经济学。大学毕业时，我已经可以阅读英文原版书籍了。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做技术员。1981年，我又进入了广州外贸局工作。那时的广东，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热土。但计划时期的意识形态和企业文化并不提倡自我实现和自我追求。我满怀热情的投入工作中不久，问题又出现了。
由于工作性质，我们要接触大量外商。由我负责接待，然而，在一次局长、处长、科长都在场的情况下，我的注意力仅仅在外商身上，在我看来，只要外商感到满意，气氛活跃，就对于达成合作有帮助。然而饭后，科长提醒我，“你怎么把局长的风头都抢去了……”
我开始学着唯唯诺诺，模棱两可。百分之九十的精力被我用于业余生活，然而这样过了一年，领导却觉得我发生了很好的变化，“这样的人不培养，培养什么人呢？”这种反差让我感到巨大的讽刺。
中学时代读过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正是这本书和其他几本书一起，促成了我成长时期价值观的形成。大卫是个孤儿，他在幼年时遭受的磨难和欺辱，还有他**后不屈不挠的奋斗，都表现出了一个受压迫的小人物追求幸福和平等的痛苦历程。他真诚直率的品性，坚忍不拔、积极向上的精神，以及对人的友爱之心都深深的打动我，而小说讲述的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对人的尊严的赞美，还有对人类自由幸福理想的追求都在我年轻的心里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在这样的时候，这本书再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我再一次想到了离开，想到了深圳。如果有机会可以创办一个企业，这个企业一定要尊重员工的个人选择和愿望，不让他们当“十年媳妇”才“熬成婆”。
我已经33岁，当过兵，做过工人，在政府机关工作了3年，丰富的阅历给我的就是自信。我相信，自己将在深圳找到梦想。
鸿鹄之志
1983年5月，我从广东省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离开，以借调的形式来到深圳，加入当时深圳最大的国有企业——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下属的贸易部。
80年代初的深圳，如同一个大工地，举目四望，到处是黄颜色的泥头车。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深圳很多地区都在实施改造，而深圳做为丘陵地带，并没有如唇齿相依的香港一样，依山势而建，以便更好的保留地貌。而是依照当时的国内的规划观念，能推就推，能平就平。修路、平整土地、建造工业厂房、修建办公用楼……烟尘滚滚的施工现场随处可见。
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前身是深圳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80年代初改制成公司，上缴利润一度占整个深圳特区的三分之一，并曾掌管深圳市政府审批进口的2号章。孙凯峰时任总经理。
当时，整个公司在一处看上去很简陋的楼中办公，全部办公面积仅有三，四百平方米。我和一个叫张希普的同事先后在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报道，他比我大概先到3天，但身份完全不同。张希普是转业军人，属于体制下的正常分配。而我的关系仍在广州，属于主管部门硬加进来的借调人员，不属于公司正规编制，甚至连个办公桌都没有，更不用说有工资的发放。
不过，尽管不属于公司正规编制，特发也不会在我的业务中投入一分钱，但我仍然可以借用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贸易部的牌子。如果有了自己发展的业务，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贸易部就成了我的后盾。利润由广州外经委和特发各占一半。
闯特区，一家小型线路板加工厂租用的职工宿舍楼中一处两房一厅成了我最初的落脚点。自己开发业务，也总要聘用帮手。恰好这家小型加工厂，就在这处宿舍楼的楼下，有差不多30到40个工人。我举目无亲，更不知道可以到哪里聘人，就直接来到加工厂，希望加工厂的老板可以给我介绍一个帮手。一个小老板看了看我，就随手指了指一个干活的工人，问，“这个人行不行？”
我说，“行！”就这样，邓奕权成为我聘请的第一位员工，到现在，他还依旧在万科工作。在万科20周年司庆上，他同张笑美等其他7名同事一起，接过了他为万科工作20年而获得的一个小小礼物。
台湾折叠伞、日本味精是当时的抢手货，许多人都在做这些生意，去找批文，换外汇，只要弄上3000打折叠伞或半吨味精的批文，倒手赚几万元钱没有问题。但我没有跟风，大学上工科期间个人自学了3年政治经济学，1977年毕业后也没派上用场，就丢掉一边，没想到，在深圳用上了。可以说，政治经济学是下海经商前进行的市场经济思维方式的训练，只是自己没意识到。大家都这样做，用不了多久，市场上肯定会供大于求。
无巧不成书，当我在深圳寻找新的机会时，就在去蛇口的拐弯丁字路边，我看到几个高大的金属罐，询问了一些人，得知是饲料厂的玉米储藏仓。
“玉米？广东不生产玉米啊，这些玉米哪来的？“
“从香港。”
“香港也不产玉米啊？”
再问，得知这些玉米来自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
“为什么厂家不直接从东北采购？”我带着疑问找到工厂。其中一家是正大集团同美国大陆谷物公司合资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家饲料厂正大康地，年产量30万吨，而饲料70%的成分就是玉米，平均每个月的需求量在1.7万吨左右。这一开始就是大生意！厂家也想从东北直接购买，以降低原料成本，只是解决不了运输工具的问题。
“我解决运输工具，铁路、海运都没问题，组织来的玉米你们要吗？”
“要！马上就可以签合同！”
其实，我并不清楚东北到深圳的运输情况，只是在这样的生意机会驱动下，干脆硬着头皮往前闯。1983年上半年，中国北方港口还没有开通至蛇口的航线，通过内地运输，就需要从北方的港口将玉米运输到广州，再通过火车从广州运输到深圳。但是，我联系到刚开港的深圳赤湾港，解决了万吨船的停靠问题，接着在广州海运局租到了万吨船。玉米生意就这样开始了。
万事开头难，创业伊始，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邓奕权主要负责报关、四处跑跑业务。后来陆陆续续就增加到3、4个人，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也成立了饲料组，买了一辆1.5吨的卡车。我是组长，邓奕权是饲料组的第一个组员，后来又有一些周边地区和外来省市的人加入，陆陆续续增加到7、8个人。财务由深圳特区发展公司贸易部来负责，日常帐务由我们自己负责。同时还租用了批发用的一个门市，用于同客人交流，洽谈业务。
那时的我，在财务面前完全是个门外汉，通过自学，才了解到什么是资产负债表，什么是财务平衡。只有边学边记。由于同我一起工作的员工有一些来自于农村，文化水平比较低，为了更好的推动业务进展，我就在白天工作，吃完晚饭后给他们上文化课，主要是教代数和语文。给他们上完课后，我就自己在灯下自学财务方面的课程。
经理、推销员、货场搬运、鸡饲料推销、司机……我一人多职，忙得不可开交。有一次，有朋友来找我出去处理一项业务。我问他吃饭没有，他说吃过了，问我要不要出去吃一点，我只是说了句“简单”，撕开一袋方便面，干吃了。那时候，用一块面包做为一次午餐在我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在火车站的货场，我带着临时从河源召集来的农民工卸一包150斤重的玉米包，有时候，自己仗着年轻也一起抗。抗大包休息的时候，有民工问我，“你一个城里人，随便做什么都成，不用和我们一起抗麻袋啊。”
我没吱声，只是心里想，“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一次没有成功的行贿
第一次生意是以当时外贸的通常做法开始的。收玉米的时候我先收玉米再付款，但我卖玉米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当时，我同邓奕权一起去推销，成功推销出数十吨玉米给深圳养鸡公司，也就是后来改制上市的康达尔公司。整整一车皮30吨玉米交货后，我向养鸡公司收钱，对方经理说，“给发票啊？”
发票是什么？我在对外经贸部时，对合同、开信用证的相关常识还比较熟悉，可如何收钱、如何结算我一点都不清楚。我懵懵懂懂，但又不好意思问，就猜想可能是收据一类的凭证。回到深圳特区发展公司，我找到财务，要求开个证明，会计是一位刚从暨南大学财会大专班毕业分配到深圳特区发展公司的女生，叫张敏，也就是二十一、二岁的样子，人很单薄。
“开什么证明？”她很疑惑的看着我。
“你就写，‘卖了三十吨玉米给深圳养鸡公司，每吨人民币1100元，共计三万三千元，特此证明。’就行啦”
“从来没有开过这种证明啊？”
“你就开吧，客户要求的。”
她很疑惑的给我开了证明，盖了财务章。 我骑着自行车到了养鸡公司，把证明递过去，“给。发票。”
对方袁经理乐了，把我领到财务室，拿起一本发票指给我看，“呐，发票上有国家税务专用章。这是专门印制的，证明不能做为发票。你回去告诉财务要发票，她就清楚了。”
我就又骑车返回公司，对张敏说，“他们要发票。”
张敏笑了，“早开好了，我还纳闷怎么收钱不拿发票？”
我拿着开好的发票，专门买了两个编织袋，又返回到深圳养鸡公司，心想：人民币最大的面值十元，三万三千元恐怕就要装满两个编织袋，带着这么多钱，万一被打劫怎么办？ 发票送到养鸡公司，袁经理给了我一式二联的银行转帐单。
“这是钱？”
袁经理又乐了，“小王啊，把这两张单交给财务，这其中一联是给银行，一联是让你带回去的。他们清楚。”
我半信半疑地带着两个空的编织袋再一次回到公司，将转账单交给张敏，“这就是钱吗？”
“一张做会计凭证，另一张交给银行划拨，三万三千元就从养鸡公司划到我们公司账上了。如果银行弹票，就说明养鸡公司银行账号上没有钱。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这位女大学生，后来成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总监，一直工作到1990年。
玉米销量的大小关键在运输的能力。我需要通过铁路组织运输到广州的玉米转运到深圳，也需要组织饲料厂的成品饲料向特区以外发运。一次一两个车皮所运输来的玉米，往往卖给一些小公司。发运的数量取决于能从铁路货运部门申请到多少个计划外车皮，而指标，是很难申请到的。
打听了几次，我了解到深圳北站铁路货运主任的住处，就交代一个小伙计买两条当时卖100元一条的三五香烟送去。
两个小时后，小伙计提着香烟回来了，“主任不收。”
“真没用，哪有香烟送不出去的！让你赚钱不会，花钱也不会。”我骑着自行车自己送烟上门。以前没有打过交道，我一见到主任，就怪不自然地将两条烟放到桌子上。毕竟，为了在商业上获得某种额外的好处给对方送礼，我这是第一次。
“要车皮的吧？”干练的货运主任单刀直入。
我扭捏起来，不好说是也不好说不是。太突兀了，说不是，那我来干嘛？说是，这也太像……做交易了。
“呐，烟你拿回去，明天你来，或让小伙计来，直接去我办公室找我。你不是要两个车皮吗？就是十个也批给你。”
我一下子愣住了。
“我早注意到你了，在货场，我经常看到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年轻人同民工一起卸玉米，干得很起劲儿，不像是因为犯错误的而进行的惩罚性质的劳动，你的兴致也特高。我觉得你看上去是个想干事的人，就想帮帮你。还没有等我找你，你找上门来了。我能做的就是批准申请的计划外车皮，你知道一个计划外车皮的行情吗？”
主任笑嘻嘻的伸出两个手指头，“你那两条烟只是行情的十分之一。”
之后，我和这位货运主任成了朋友。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个道理：人的需求是两个层面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者可以用金钱和物质来满足，后者则不然。人与人的关系也有两种，一种是赤裸裸的物质关系，另一种是尊重和荣誉。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也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买不来尊重和荣誉的。而货运主任对我所诉求的正是后者。
我开始企图通过物质手段和货运主任拉关系，但对方却在同你的交往中获得精神需求。他有物质需求，但是从工作中获得，而不是从王石这里索取。他的精神需求是：你王石是干事的，我从支持你的行为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感。既然你是在做令人赏识的事情或事业，你为什么还要通过不合法的手段获取商业上的方便呢？
而且，正是自己的行为，才决定了社会对你的评价。同样，经营企业如同做人，只要管理者明确了企业的道德标准并形成制度，不对社会上行贿，依法办事，照样可以成就企业的发展。尽管，像亚洲东南亚一些国家，贿赂已经成为社会的隐性规则，企业不行贿很难生存，你做生意坚持不行贿就会有问题。但我相信国家的改革，社会环境不会走东南亚的模式。
第一桶金
就这样，我一直没日没夜的忙着，我在深圳已经小有名气了，被很多人称为是饲料大王。在这样的情况下，深圳特区发展公司贸易部将之前成立的饲料组改组为饲料科，我成为饲料科的第一位科长。然而，自己在深圳赚的第一桶金，却是大落大起。
1983年，香港媒体的一篇报道中说鸡饲料中发现致癌物质。一夜间，香港人不再吃鸡。这下子，深圳的饲料厂也停产了，我进的几千吨玉米全部留在手里，无法出货，火车站的货场上也全都是王石的玉米。
随着时间过去，加上深圳的潮湿天气，玉米很快开始腐烂变质。为了减少损失，我和民工一起把装玉米的粗麻袋一袋袋拎起来撕开，将玉米抖出来，再摊开晾晒，坏的挑拣出去，好的再重新装在麻袋里。有时候干着干着，突然发现，自己手指头已经是血淋淋的，却没有感到一丝疼痛，我的注意力全在玉米上。白天晾晒玉米，下午就和同事们开着卡车，在方圆半径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区像篦篦子一样推销玉米，连生产大队也没有放过。想尽了办法，结果还是赔了一百多万元，甚至赔上了一部分过去赚到的钱。
在这时，我做了一个有些冒险意味的判断，尽管媒体有这样的报导，但一旦报导引发的恐慌过去，香港人肯定会吃鸡，吃鸡就一定要养鸡，养鸡就一定要鸡饲料，做鸡饲料就需要玉米，现在谁都不敢进玉米，玉米的价格也处在相当低的水平，我就赌在近期香港人会重新吃鸡！
说干就干，我就自己一个人到了大连、天津和青岛，把玉米全订下来。整整买了一万五千吨玉米，卖给我玉米的厂家喜笑颜开，拿着玉米的我则忐忑不安。
签了合同，第一批玉米约定在一百天内货到付款，海运局的船在大连装玉米的时候，我开始紧张了，天天盯着报纸电视：香港人啊，你们得吃鸡啊，你们不吃鸡我这玉米可怎么办啊！
日子一天天过去，船从渤海到黄海，从黄海到东海，报纸和电视上还没有一点关于香港人开始吃鸡的消息，船距离深圳越来越近，我就想：台风啊，把船打沉算了，打沉我就不用卖玉米了，反正我买保险了。
尽管那年台风多，船还是平平安安到了南海，从南海向着珠江口进发。
船就差两天靠港了，香港报纸突然刊登了一条新闻，说之前的报道有误，饲料中不存在致癌物质。没有致癌物质，香港人一定会继续吃鸡！吃鸡就要养鸡！养鸡就要鸡饲料！饲料厂现在在市场上买不到玉米，玉米都在我这里啊。我兴奋的找到饲料厂，说我有玉米、饲料厂的人看着我同情的笑了：你现在这么惨，哪有玉米啊。我就把船的电报给他们一看：万吨船装了7000吨玉米，两天后就在赤湾港靠岸！
两天后，两个大饲料厂，一个正大康地，一个远东金钱，把7000吨玉米全分了！泥头车停在港口，八吨一抓，八吨一抓。我就*腰站在一个小山坡上，看着车一辆辆的在飞扬的尘土中开走，觉得天空是如此的湛蓝……
这一次，我不仅赚回了之前赔掉的钱，还额外赚了300多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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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21 21: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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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6-29 12:0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