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户从未签到
|
一个在北京地产圈呼风唤雨的人,出了北京还有没有市场?一个精明的人,如何在上海精明?
文|CBN记者兰红王娜特约记者刘萍
制图|陈杨李婷婷
1月21日,傍晚。车子从南京西路一直往南开,在淮海中路停下,马路对面就是著名的新天地。坐在车里的潘石屹迟疑地问:“这是哪里?”
上海这个城市他已经来过无数次,但他仍然不认识路。他对上海房地产知之甚少,搞不清楚上海“滨江板块”的含义,从未听说过一个叫做田子坊的时尚街区;有时候急了甚至想不起来6个月前他在南京西路上买的那栋楼在哪里,只能用“那条著名的什么路”来代替。
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买下了东海广场—上海南京西路和铜仁路交界地带,一幢58层、高217米的写字楼。虽然地处上海的黄金商业地段,这却是个被称为“上海第一烂尾楼”的项目,在此之前被倒手了6次,并充满了债权和股权纠纷。甚至在谈判的初期以及交易即将公布的前夕,他都分别受到了来自这个项目的债权公司天怡公司的阻挠—这家公司曾给他发了律师函,还向外界公布了纠纷细节。但潘石屹执意接手这个项目,并坚持将SOHO中国在北京执行了十年之久的商业模式照搬到这里来。
他真的那么喜欢上海,以至于甘愿冒险?倒也未必如此。按照SOHO中国公司董事长潘石屹自己的说法,1995年他担任万通上海公司的老总,住在华亭宾馆,每天晚上望着城市灯火,也压根没有想过要在上海投资。即使到了2000年,他有了自己的公司红石实业(后改名为SOHO中国),他还在想,北京已经足够了。
第一次有来上海发展的想法是在2002年,那时候潘石屹一心准备上市。有了投资上海念头的他走在上海街头,感觉都跟过往不大一样。据当时陪着他走街串巷的一位知情人士称,潘石屹走在路上总爱提问,“这附近有什么大楼”、“附近居民都是做什么的”、“上海的老外都住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上海人的家门口一个水槽上会有三四个水龙头”等等。
可惜,第一次上市未遂。此后潘石屹来上海的念头也时强时弱。2005年,他让几位公司高层组成了一支土地小组,四处寻觅土地资源,其中两个主要目标是上海和天津。土地小组把上海出让土地公告的标书买回去,还接触了上海的地方政府,却在2007年年初长宁虹桥拓展区的一个地块拍卖上败给澳门赌王何鸿燊。在上海失意的潘石屹转身拿下北京三里屯项目,并放话“三年内不进上海”。
只是,三年期限刚过一半,潘石屹便重新开始在上海寻找项目。曾经饱尝断顿之苦的他需要进上海,投资者也要求他进上海—当一家名字中挂有“中国”二字的公司却只在北京发展,这怎么也说不过去。
这一次出京,对潘石屹来说意义重大。在此之前,他在海南玩票式地做过一个不好不坏的项目,他曾经两次将SOHO中国的销售团队整个拉到他的好友、阳光100董事长易晓迪的项目中去—很难说他们俩谁“援助”了谁。但只有这一次,他似乎下定决心要将在北京打磨了10年之久的商业模式原样照搬到上海。
这个47岁的男人在北京将地处核心地段、设计时尚的写字楼和商铺分拆卖给山西的煤矿老板、内蒙古的羊绒企业主和跨国企业职业经理人。在投资渠道并不多见的中国,这一做法让SOHO中国成为最赚钱的房地产公司之一。他的做法有别于传统,以前这是一个极少数人才有资格玩的游戏:动辄以数十亿资金将核心地段收入囊中,建起摩天大楼,持有收租,使之成为几十年稳定收益的保证。在香港,这样的公司是太古地产、九龙仓和新恒基等老牌地产商。
改变传统游戏规则的潘石屹,在2007年香港上市之后进一步缩短了游戏周期。从朝外SOHO、北京公馆、中关村SOHO、东海广场到嘉盛中心,无一例外都是即刻就能变现的项目。
尽管从已公布的细节来看,发生在上海的这起收购交易从发起到结束历经半年时间,但期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等待—潘石屹称,为了避免出现产权纠纷和税务问题,他不仅询问自己的法律顾问、交易方摩根士丹利,向上海市政府的有关部门多次求证,还让法律顾问和会计事务所的人员专门就税务问题进行了仔细审计。剩下的大量时间,他都在无聊地等待他的上家摩根士丹利—这家跨国企业—缓慢的审核。
那些大多数公司在收购之前必然做的繁琐的市场调查?潘石屹对此不屑一顾:去问别人愿意花多少钱买这楼?往往客户在被问到时的感觉和他写支票时的感觉不一样,所以调查有什么意义?“(东海广场和嘉盛中心)都不需要再做什么改动,把收购价格翻一倍再倒手卖了就行。”潘石屹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这让他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批发商。当早期的设计感逐渐被“快进快出”式的收购和销售稀释的时候,整个SOHO中国只留下散售这一饱受争议的销售模式—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建外SOHO陷入物业门事件,SOHO尚都和朝外SOHO的数百名业主,也因投资商铺面临严重亏损成立维权工作小组,来“叫板”潘石屹。
这固然让人不愉快,但另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是—如果不采取散售模式,又没有广拉战线的资金能力,这家企业如何加快资金回笼,并最大程度地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依靠潘石屹固有的7000名粉丝般的客户,并指望他们伴你走天涯么?答案很残酷。准备来上海前,潘石屹对过去的老客户做了一次摸底调查,结果却是,当你对一个山西人或者内蒙古人说起北京时,他眼睛一亮,但当你对他说起上海或上海的南京西路时,他却一点概念也没有。
贺亚楠便是这样一个内蒙古人。他是SOHO中国现有的5个销售总监之一,一个人创造的销售额占到公司年销售额的40%。2009年8月下旬,潘石屹决定派他到上海负责东海广场项目。
这个内蒙古人的第一反应是,上百度地图仔细查一查南京西路在哪里。
贺亚楠首要的新职责之一就是组建一个派驻上海的管理团队。在接下去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北京公司先帮助他准备了一份名单,另外还在内部做了一次招聘会—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参与,竞选者必须全年销售业绩排名在前十五位,或者单个销售季业绩排名前五。
在初步的筛选和调整之后,一份10人名单就此产生。除了贺亚楠,另外9人分别是:4名销售副总监、1名租务总监、2名租务副总监、1名市场推广以及1名财务。他们中有人是元老级人物,经历过SOHO中国创业以来的所有项目,有人来的时间稍微短一些,才两年,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对SOHO中国精神的理解。
令人担忧的是,这支临时组成的10人团队,对上海的了解几乎为零—只有两人略懂上海话,大多数人来上海的次数屈指可数。当他们得知要到上海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跟贺亚楠一样找出一张上海地图来。一是看南京西路在哪里,二是看东海广场。
显然,他们要做的准备远不止这些。销售副总监谷媛媛除了忙着查看资料,联络一些同行和过去的客户,还要打点行装—她最后整理了一个大箱子和两个大包裹,把家都搬到上海了。租务总监文杰跑去买了十几件衬衫,加上他之前的几件衬衫—他想,从一个有家室的男人突然回归到单身汉生活,再也没有人帮着洗衣服了,这些衬衫至少能保证他每天穿上干净的衣服。
文杰说,在此之前,在他人生的规划中从来没有上海这一站。他在河北出生上学,然后便到了他梦想的城市北京工作。但2009年8月,这个已经将自己当作北京人的30多岁的男人,却突然被告知“最好从现在开始学习做一个上海人”。
潘石屹告诉贺亚楠,喝酒喝二锅头,吃饭吃饺子,头发理成板寸—这些北京人的习惯到了上海统统要丢掉。他们被希望像一个真正的上海人一样生活、想问题。
不过,差异依然处处存在。
打头阵的文杰,被希望短时间内提高东海广场的出租率,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潘石屹说,“实在不行就拉一批温州人过来填满算了。”跟潘石屹过往经手的全新项目不同,东海广场2007年年初便投入使用了,目前有30%的面积被租用。以往先销售后租赁的套路在这里行不通。SOHO中国第一次采用租售并举的模式。
尽管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但到上海的最初一段时间,文杰在整理摩根士丹利与租户签的合同时,总是感觉错愕—他们居然花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元替租户装修办公室,上海写字楼市场居然有90%的租赁交易是由代理行完成的,给中间人的回报居然是高达两个月的租金!
曾经有人向他解释,上海写字楼业主总是先花大力气引进主力租户,然后再通过主力租户的号召力去吸引愿意花大价钱与其作邻居的租户。等第一批租赁合同到期后(通常是三年),业主会逐渐升级换代,淘换租户,在保持写字楼高端定位的同时再追求租金回报。但文杰说,前任业主摩根士丹利在租赁上做的一些决定,他有时候还是不那么理解。当拿到之前的租户名单时,他忍不住想,为什么是这样奇怪的租户组合—既有跨国企业,又有民企,既有IT公司、化妆品公司,还有服装公司、管理公司?
潘石屹在一次来上海开会的时候,对这些问题快刀斩乱麻地做了一个了断。他一方面劝说他的团队继续入乡随俗,另一方面也相机行事做出调整。比如,他同意支付两个月的租金作为佣金,在北京,这笔佣金仅有一半。随后,他发现,表面上上海代理行掌握了90%的租赁客户资源,实际上这些租赁客户资源被牢牢掌握在具体经办租赁业务的租赁代表手中。于是,这笔支付的佣金只有3/4被当作代理费用写进代理合同中,另外1/4作为劳务费用私下支付给了代理员。在另外一些重要问题上,潘石屹则坚持一贯的做法—租金是唯一的入驻标准;对入驻企业,不支付装修费用,而为其寻求更多的税收优惠。
这样的调整立竿见影。仅仅5个月时间,东海广场的出租率就新增了30%,其中90%的租户交易来自代理行,文杰说,同样的出租率,摩根士丹利花了两年时间。
一些代理行私底下抱怨说,他们不大愿意跟SOHO中国合作,因为担心这种有违行规的合作方式会带来难以控制的破坏力。但在写字楼租赁行情不好的时候,这样的交易有其诱惑力。一位曾经与SOHO中国接触过的代理行高层说,租金高或者低,都不进潘石屹的口袋。后者愿意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在租赁上,只是因为带租约的楼好卖。
租赁不是目的,销售才是。而这恰恰是SOHO中国最大的竞争优势。在潘石屹设制的末位淘汰制中,销售员被分在不同的小组,每个小组设1名销售副总监,每5个小组设1名销售总监。他们每3个月进入一个赛季。每个赛季业绩排名最后一名的小组,如果没有完成当初制定的销售目标,组员全部淘汰,带队的销售副总监可降级为普通销售员,也可辞职离开。赛季结束,所有成绩清零,即使排名第一也不例外。因为损耗过大,基本上每个赛季,掌握用人权的销售副总监都要抓紧时间招兵买马。
贺亚楠正试图把这种机制带到上海来—能够帮助他的,除了一本白皮书,就是4名销售副总监。这些销售副总监被当作一个很好的途径—志同道合的人通过他们进入公司,公司的理念又通过他们向外界与团队传播。
谷媛媛说,有一些人慕名而来,但更多的则需要自己去寻找。比如,猎头、网络、朋友介绍,以及亲自到一些楼盘去物色人选。
金丽华便是被丰厚的佣金吸引而来。在SOHO中国,只要客户交清首付,一周内,销售额的9‰就作为佣金打进销售员的卡里。在上海,佣金回报通常只是销售额的0.5‰到0.8‰,给得也不爽快。
金丽华说,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办公室。10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摆着6排长桌子,每排桌子都挤了15人到20人。一边的墙上,贴着一张东海广场的楼层剖面图,每卖掉一层,就将图上相应的位置染红。她觉得这样的场景相当恐怖。可是谷媛媛说,在北京,办公室里的人甚至都撂在一起,很多时候,一离开座位,凳子就被抢了。于是一些人开始自带凳子上班。
每一个新进入的员工都将拿到一本名为《从草根到精英》的书。这本书里选取了SOHO中国25位税后年薪至少在100万以上的销售精英,大篇幅地渲染了他们的故事。这很容易让人觉得,“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
|